一个中国青年和法治一起死了。
一个中国青年和法治一起死了。
天有不测风云。今天(11月25日)晚7-9时,我在五道口T6火锅店吃饭,不慎将钱包丢失,内有现金若干,还有我本人身份证。我曾在附近的光合作用书店买过一本书,用的是钱包里面的钱,然后去T6火锅店吃饭,所以钱包有可能在从光合作用书店到饭馆的途中丢失的,有拾到的人请与我联系。愿以钱包内现金作酬谢。
我的邮箱:dundee@126.com。

如果一个40年代出生的人问我,你知道反右是怎么回事吗?我能说出一点,但是说不太清楚来龙去脉,更不清楚细节。如果一个50年代的人问我,你知道大跃进吗?我也能说出一点,但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三面红旗”指的是哪三面: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因为小时候我家的一只碗上就印着“三面红旗万岁”,旁边还有这三样的说明。其余的就说不清楚了。如果一个50年代出生的人问我文革是怎么回事,我能说的比之前的两段历史更多一些,也能说得更详细一些,第一我赶上了一个文革的尾巴,第二我看过很多关于文革的书。如果我现在问80后、90后六&四是怎么回事,估计就像有人问我反右、大跃进是怎么回事一样,能说一点,但是没有具体概念,估计这帮孩子还没有对三国了解得多呢。
我上学的时候不太喜欢历史,总觉得离我很远的事情我提不起兴趣,工作后才慢慢有点兴趣。在书店,历史书的架子上总是丰富多彩的,随便抽下一本,只要你能耐心读下去,都能看到一个世界。但是有些历史,你没法在书架上看到。
在我刚懂事的时候,我记得我姥姥、我妈都不喜欢吃土豆,我觉得土豆挺好吃,尤其是放在炉子上烤熟了吃更香,为什么她们不爱吃呢?稍微长大一点,才听我妈说,三年自然灾害,没吃的,天天吃土豆,所以后来看见土豆就反胃。于是,在我的记忆中,中国在50年代有三年发生过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大家只能吃土豆,进而,我认为土豆是一种比较耐旱、耐涝的农作物,即便在自然灾害面前,也不会减产。这个看法直到我上大学之后才明白,第一,土豆并非耐旱耐涝,第二,我妈说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三年人为祸害,不是天灾,是人祸。但我并不知道,那三年的人祸究竟是什么惨象。后来查资料,才知道那三年并没有发生可以让三千万人饿死的自然灾害,中国每年都发生区域性自然灾害,1959-1961年中国的确发生了大面积的自然灾害,但是居然死了三千多万人,就不正常了。
后来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造成那场悲剧的成因。这里我不赘述,有兴趣的同学去网上查一查,就知道了。大概意思是,国家在农村采取了合作社的方式,将土地收归国有,农民中的粮食除了自己吃的之外,剩下都要交给国家。后来开始吃食堂,不许自己家里做饭,然后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因为过几天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接下来是浮夸放卫星,虚报产量,上面不知道,既然你说产量高,征购粮食的指标也就高,最后连农民自己吃的粮食和第二年种地的种子都征购上去了,加上粮食因自然灾害略有减产,用句出版术语就是“高码洋低定价”,没吃的就闹饥荒,于是就会死人。吾王好浮夸,农村多饿死。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那时候农业科技水平不高,大都只能靠天吃饭,所以饿死那么多人也正常。我的老家吉林省那三年也有灾情,但是死的人没河南多,因为当时吉林省的领导吴德在执行中央的政策时不积极,再加上吉林省是当时东三省人口最少的省份,又基本上以农业为主,所以基本上扛过了那场灾难。如果每个省都不积极执行上面的政策,死的人会更少。
但是这么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悲剧,我们居然都不太清楚,不过现在有一本书很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就是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我在网上看了一部分,说实话,我根本看不下去。平时我不敢看恐怖片,因为我胆小,看《墓碑》我觉得比看恐怖片还恐怖一百倍。有兴趣的人可以到网上查查。另外,如果想知道反右是怎么回事,可以看看《夹边沟记事》。想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可以看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和《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
2008年11月25日下午,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就六方会谈、中美关系等问题答问。
一记者问(我估计是路透社的):美国一个乐队“枪与玫瑰”发行了一张名为《中国民主》的新专辑,中方对此有何反应?
秦刚:据我了解,很多人不喜欢这类音乐,因为它太嘈杂,噪音太大。我想你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了吧?
秦刚老师说得一点都没错,的确很多人不喜欢这种音乐,确实太嘈杂,噪音太大,中国喜欢摇滚的人加一起能有100万人吗?中国有13亿多人。我们中国人大都喜欢《好日子》《春天的故事》这类歌曲。
《中国民主》这事其实根本就不算个事儿,西方人试图通过这些小事情来试探官方的反应,如果反应激烈,比如,如果秦刚老师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讨厌西方摇滚歌星干涉中国内政或者中国人民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之类的话,那西方媒体就有文章可做了。
这件事终于让我明白,其实我还是一个未成年人,因为我听“太嘈杂,噪音太大”的音乐。英国重金属杂志《Kerrang!》出过一本重金属百科,封面上有一句话:“If it’s too loud,you’re too old!”如果你觉得它太吵,就说明你太老!秦刚老师一定看过这本书。
昨晚,小蔡同学发短信给我:表哥啊,我收到了好多邮件(一百来封),说什么都有,干什么都有,你说我咋办啊?这么多也见不过来啊。小蔡从来没见过这场面(估计没几个人见过),估计给吓坏了。
是的,如果小蔡天天见女网友,估计我们主编该不干了。今天见到小蔡,他说,过去一年我的博客访问量才5000多,现在造出去2万了。我说,要不我找一家企业搞个活动,冠个名,让小蔡在台上抛绣球?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
这是的确难为了小蔡,我真不知道社会上有那么多20出头还没有男朋友的女孩,早知道我不这么冒失了。所以没有写情书的女同学,你们就别再写了,小蔡这孩子老实巴交的,禁不住折腾。
跟小蔡见完面,我立刻去照相器材店买了一个更高级的照相机。
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枪炮与玫瑰”乐队终于出了新专辑,但是让中国歌迷有点别扭的是,专辑的名字叫《中国民主》,同名主打歌谈论的就是中国民主问题。其实这张专辑我早就听到过,当时还有人问我,你觉得中国会封杀“枪花”吗?
其实也谈不上封杀,人家不来,你封杀什么。当然,如果专辑的名字改成《和谐颂》,文化部倒是可以引进的。以前,中国驻外使领馆都有一个黑名单,包括很多摇滚歌星。这个很正常,西方人不是经常宣布某人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吗,人家说的比较委婉,我们说的比较暴力,叫封杀。封杀的意思是,不让你来中国,不在中国市场上出售你的产品,这个也很正常,这不是小器的问题,在一个没有太多言论自由的国家,这叫文化主权。连中国人自己都不能自然去谈论民主自由,西方人你管那么多干嘛。话说回来,在互联网时代,封杀只是工业时代以前滥用权力的一种幻觉。
关于封杀“枪炮与玫瑰”这个问题,大家看得淡一点,就像罗校长对减肥这件事看得很淡一样。
其实我感兴趣的是,被西方文化喂大的一代人,怎么看这件事。咱们总不能像《环球时报》那样起点很低,从来都坚持冷战思维的态度,生怕西方人对咱们好,人家一对咱们好,他们就没选题了。
我觉得“枪炮与玫瑰”专辑事件极有可能引发民族主义和虚无民族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喜欢的是音乐,至于他唱的是什么,我没兴趣,我从前喜欢“枪花”,现在依旧喜欢。我一边打酱油一边听“枪花”。
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人总是喜欢搞小动作,连艺人也是,他们不对中国说点什么能死啊?用现在网民的留言思路就是:“你有什么资格谈论中国民主啊?”“你一定在炒作自己,你过气了,你就拿中国说事”“我从此再也不听枪花”“是中国人就团结起来,抵制枪花,抵制美国摇滚”“我操你八辈祖宗”……以上模拟留言借鉴现在流行的网络留言模式,不一而足。
有一种观点认为:“枪炮与玫瑰”能够谈论中国民主问题,说明在美国,连从不关心政治的明星都看不下去了,可见中国的民主问题有多严重。应该有更多有影响力的人谈论中国民主问题,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敦促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朝一日,让中国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一样,那时候鲜红的太阳才真正照遍全球。
其实早在1999年,“枪炮与玫瑰”就要出版这张专辑,大家都知道1999年前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阿克斯尔·罗斯能写出这首歌是跟当时的中国社会背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拖拉机手一拖就是9年,这9年间,发生了很多变化,罗斯老师其实还停留在当时的认知上。当然,罗斯没有来过中国,他不知道中国歌迷有多喜欢他。我觉得中国文化部门应该多搞点统战工作,把一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刺儿头请到中国,让他们有点感性认识,回去之后,不管是夸咱们还是骂咱们都有科学依据。别我们心里没什么准备人家就开口了。
中国是一个很难让西方人琢磨的国家,想当初,西方搞文化渗透,和平演变,近20年来,除了把一些官员演变到境外,中国民众并没有因为吃麦当劳、喝可口可乐、看大片、听摇滚乐而被西方人同化,相反,极端民主主义情绪更加严重,有点吃饭不买单的意思。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更加坚信西方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世界在中国人眼里基本上是二元的,非此即彼,谁都有道理,争来争去挺没劲的。每个人身上都是二元论,标准是是否对自己有利而已。
如果你是个摇滚歌迷,你会因为“枪花”谈论中国民主问题而不喜欢他们吗?
如果你是个摇滚歌迷,你会因为“枪花”谈论中国民主问题而更喜欢他们吗?
这几天我在听一个叫“阴三儿”的乐队的歌,一支北京的嘻哈组合(他们不喜欢被人叫做嘻哈)。之前在网上听到过一首《北京晚报》。后来有人向我介绍,听着还不错。如果听完他们的歌之后,你感觉他们是三个小痞子,自以为是,什么都看不惯,歌词让人感到前所未有的不舒服。当20来岁的人写自己的生活,写成这样是最真实的。如果你觉得他们让你不舒服,那是因为你的生活过得太舒服了。
几年前听埃米内姆,有点不解,为什么这个人在美国那么流行?慢慢知道,其实这就是一种态度,只是当他被媒体放大之后,赋予的东西太多,于是又成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了。其实剥去这些东西,他只不过说出了他想说出的东西。于是有人听着高兴,有人不高兴。
台湾的哈狗帮也是这样,先从网上火起来,代表了人们内心被压抑掉的一种态度,然后被主流接受,总是有这么一个过程,一旦被主流接受,也就变成另一种招安。所以埃米内姆也好,哈狗帮也好,最后都消失了。
“阴三儿”从方方面面都很像埃米内姆和哈狗帮,发泄,不满,看不惯,姿态鲜明但幼稚,歌词大胆,无所顾忌……很显然,他们最直接地把自己的态度表现出来,唱着听着都过瘾。这种叛逆的姿态很快吸引了不少歌迷,现场演出效果很好。而且,现在确实需要这么一种声音和姿态出现。可能很多人觉得他们的歌词很脏,我一点没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很温和的。当然,从《北京欢迎你回来》也能看出他们被教育洗脑的痕迹。这就是这代人的矛盾所在,或者,他们还没有罗老师的“铁血牛博”“强国牛博”上的那些作者更清楚看到现实社会的实质。这些作者如果年轻的时候去玩说唱,肯定都是“阴三儿”,但是“阴三儿”长大之后不见得变成铁血牛博。
依我的判断,这三个孩子年纪都不大,20岁以内吧,这个年纪的人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和发泄不完的情绪,总结一下就是:我想怎么样你管不着,一种简单的真实。不过姿态这东西有时候是造型造出来的,被扔到公众视线中之后还能坚持下来吗?真正的真实是不需要造型出来的。这个年纪恰恰是变数最大的,我特别想看到三年后、六年后他们是否还在坚持这种姿态,如果还这样,那是真牛逼。
推荐几首“阴三儿”的歌,未成年人和生活舒适的人慎入。
《北京晚报》
《都别废话》
《老师好》
《我又没说你》
《No Money No Friend》
一个南京大学的同学给我来信,说他们百年历史的校门要拆掉,信中说:“现在南京市政府正在上台一项关于南京大学汉口路拓延的工程,这个工程直接的后果将是把南京大学的标志大门推掉,以及物理楼、图书馆和蒙民伟楼都将消失。此项工程在没有经过南京大学师生的支持上马,只是在南大校门发放了100份调查问卷,很可笑的是,南京大学几万人,难道100份调查问卷就可以代表整个学校全体师生的民意了么?由于校方的无能,目前南大的学生情绪比较激动,现在在校园里已经开始有学生散发传单和大字报 号召学生包围南大和准备散步。”
这位同学还提醒我说:“详细情况您可以访问南京大学的校园BBS www.lilybbs.net上了解详细的情况或可以GOOGLE搜索,关键字:南大、拆校门,不要用百度,因为该公司已经被收买,无法搜索到任何关于此事的新闻。”
我上百度搜了一下,果然,一条都没有。原来社会新闻也可以竞价排名了。以后百度的广告词可以这样说:“百度一下,你就不知道。”
央视领导在内部动员会上征集“歪曲事实”建筑风格的新办公楼建筑名称,千挑万选,终于确定了央视新办公楼的最后名称——“酷China”,以取代领导们认为不雅的名字“大裤衩”。
“酷China”这名字起得真好,既体现出CBD地区傲视群雄的气魄,又体现出中国媒体的一种冷酷、残酷。最主要的是,这个名字用陈晓卿老师不太标准的安徽普(pu2)东话念出来就是——裤衩呢?我看这辈子央视别想跟裤衩摆脱干系了。
谁找到了裤衩还给领导,大冷天的。嗯哼!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博客,叫《记者的特权》,如果记者有什么特权的话,也就是一盘菜的特权。但是特权就是把双刃剑,总会体现出另一面。很早以前看冯巩演的电视剧《那五》,那五就曾经带着苍蝇去饭馆吃霸王餐,结果被人揭穿。这个古老且实用的手法至今很多记者屡试不爽,而且越玩越大。我听到的比较多的是,有记者以报道负面新闻相威胁,逼着企业在自己的媒体上做广告,当然,逼宫者自然有提成。企业一般都会算效益账,破财免灾,不然负面新闻一出,损失可就不是那一点广告费的成本了。于是,这种潜规则就出现了,而且大家玩得都挺好,相安无事。后来干脆是记者直接威胁企业,之前就有好几个记者因为这个栽了。
可是一旦玩过了,就容易把自己搁进去。去年我写《你丫真狠》,就想到了这个古老的故事,干脆就把这故事写进桥段里面,虽然是俗套子,但很有现实意义。好多人看完认为我是在讽刺娱乐圈,其实我也想讽刺媒体圈。前段时间发生在谁说山西好风光的山西“封口费”事件,其实已经把这种现象发挥到了极致。
我原来带记者或者实习生的时候,都会对他们讲一句话:你们总有一天要学坏的,但是我希望这一天来得晚一点。
媒体的不公正,源于我们的媒体一向是造假的温床,当它扮演口条角色时,不可能保持客观公正,大是大非方面都没有公正,小是小非上就更难以公正了。因此,口条是原罪。因此就变成了“所有动物都要四条腿走路,但有些动物可以两条腿走路”逻辑。
这几天,央视难得公正一回,把百度竞价排名给曝光了。好多人为百度鸣不平,认为人家是一个企业,追求利益就像女人追求美丽一样是天性。没错,企业不追求利益那叫雷锋,问题是该怎么追求利益,没有规则和底线地追求利益,终究是要还债的。活该!
不过,我觉得央视跟百度倒有点像,其实央视也有一种“竞价排名”,据说一些曝光社会问题或产品质量问题的节目经常遭遇“竞价”,谁花的钱多,谁的关系硬,谁就可以把问题压下去,百度是谁花的钱多谁就可以排在前面。一个升幂排列,一个降幂排列,EXCEL学的真好。
今晚陈晓卿老师组织了一个饭局,老男人局常委该来的都来了。另外陈老师从外面还雇了很多侄女给他助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非非在饭局结束后也来了。
非非最近特别忙,她是个很有远见的人,早知道地产行业要完蛋,所以提前两年就逃跑了,现在非非开了一家公司,主要是卖大米和大枣,即便来迟了,也不忘关注生意,一晚上就听她在打电话了:“要不两箱吧,我们这枣特新鲜”“明天我们就把货发过去,我们的大米绝对不掺沙子,改掺铁屑了”。作为一家可持续发展的公司,非非忙得比以前瘦多了,腰围胸围缩水现象很严重,不过非非说:“别看我身体缩水缩的厉害,但是我的大米水分一点都不少。”
给非非提供货源的是全勇先老师,全老师从北朝鲜偷运过来一些优良没有转基因的大米品种,在东北佳木斯地区承包了一片地,现在“非非转基因大米”已经远销东南亚。全老师不仅提供货源,也是批发商。最近全老师去了很多国家,给缺米的人民带来了福音。
今天全老师见到了罗老师,感慨说:“我能到你的英语班里学英语吗?”全老师突然勤奋好学,有点让人不习惯。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前几天全老师去印度推销非非的大米,出了飞机场就打听新德里有没有跳肚皮舞的。当地人告诉他,这是雅加达。全老师说:“新德里什么时候变成雅加达了?”有人告诉他,这是印度尼西亚,不是印度。英语不好确实挺耽误事的。
这件事让全老师很难过,回来发愤要学好英语。学英语,卖大米,写剧本,没出息。这是全老师最近的格言。
罗老师的英语学校最近很红火,抽空从讲台上来到饭局的罗校长,依然谈笑风生。人都说一个女人相当于五百只鸭子。一个罗老师相当于五百个女人。基本上,有罗校长的饭局,你就不用操心自己该说什么了。如果你不想像全老师那样出国闹笑话,就去报罗校长的英语班吧,毕业后都可以分配到德云社上班。
土摩托为了参加陈老师的生日局,直接从巴黎飞回北京,看到很多用中医方式做的菜肴,土摩托已顾不得去鉴定里面的科学依据了,一边吃一边说,还是祖国好,法国菜太难吃了。
在历史上,11月19日这一天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贝利踢进了第1000个球,中国大陆出现了第一支时装表演队,伊朗允许妇女离婚了……同样在这一天,有个叫陈晓卿的黑孩子,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今天,他正好34岁。陈老师毕业于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摄影器材演示专业,但看上去像是中国煤炭干部管理学院毕业的,和他在煤炭干部管理学院毕业的校友还有土摩托。



作为道具的寿星陈晓卿老师

陈晓卿的妹妹陈晓楠对陈晓卿说:“谁说我们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说话像你们CCTV主持人那样板着硅胶脸?”

老六:即便在罗校长的段子面前,人生也要羞答答地思考一下。

非非喜欢把自己扮演成被扫黄打非的角色。

罗校长:你们都不知道我体重140斤那阵是什么样吧?

总有人认为自己长了一张巴掌大的脸,唉!

南锣鼓巷旁边有个雨儿胡同,每次我回家都要走雨儿胡同。
在这个胡同里面有家宾馆,叫华凯宾馆。
晚上路过这里,发现宾馆上面的霓虹灯由于某个部位短路,
造成另一种效果,英文名字hotel的“h”上面短了半截。
就变成了“notel”,大意是:本宾馆没有电话。
其实,有一天你若路过这家宾馆,要是仔细看看的话,
会发现,其实宾馆没有的是窗户。
而从外面看上去像窗户的东西,其实是一种装饰物。
据说央视的领导认为他们新办公楼被唤作“大裤衩”不雅,在央视内部征集一个好听的名字。结果被捅到网上,然后就有很多人献计献策。一旦成为网事,就变成恶搞了。果然,有人给央视领导出了一个好主意——智窗,听着不仅有档次,似乎还跟佛教沾点关系,鲁智深、央智窗,就是谐音听起来有点别扭。但是鱼和熊掌从来都此事古难全,央视领导只能择其一。
领导们完全是多虑,叫“大裤衩”怎么了?谁让你把楼盖成那个样子了?要是盖成三棱子形状,我们不都叫金字塔了嘛;您要盖成四棱子状,我们就叫“电视机”了。大裤衩就大裤衩吧,可能刚开始听着别扭,时间长了,估计新闻联播都会这样称呼。
这事也怨央视,当初盖楼的时候不先起好名字,你不命名,咱老百姓可不就替你命名了么。如果当初起个名字,领导也就没现在的烦恼了。不过现在随便改一个名字,比如叫“鬼见愁”或者起一个很湿意的名字“洗洗体外”或既象形又会意的“膝膝体歪”或者更暧昧一点的名字“嬉戏体位”什么的,天天在新闻里面提,时间长了大家一定能接受,你们平时都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校正一个名字,那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吗。不过,我认为,这跟戈培尔的“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是真理”还不一样,这种强行改变人们认知方式的做法,不会收到什么好效果。
因为形象思维永远是人的第一反应。人们在感知世界的时候,总喜欢用一个比较形象的东西来形容,这样容易记住,我们祖先在创造文字的时候都是先创造一批象形文字,在使用过程中才慢慢把文字抽象会意。人类通过眼睛来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要占通过感官获取信息的90%以上,第一反应都是形象,难道央视领导当初在看草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朱军的《艺术人生》?
央视新办公楼被叫做“大裤衩”,最初是不是传统媒体先造出来的,我没有考证过,但我怀疑肯定是网络先这么叫开的。传统媒体管得还是比较严的,但凡有点粗俗的词汇都会被替换掉。但是网络百无禁忌,于是人们喜欢发挥想象力,怎么形象怎么来。如果你明白互联网是个什么东西,会发现,互联网首先颠覆的是自己的名字。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为自己命名的权利,都是一生下来别人给起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得背上一辈子。你现在就是去派出所改名字,没有点关系也不行。但是在互联网上,人们都可以重塑金身,想叫什么就叫什么,你看现在的网名,都起的很形象,尽可能把自己的想象力和母语发挥到极至。互联网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交流几乎是以文字为主,网络交流是扁平式的,没有形象感和立体感,文本式信息传播更需要形象的东西来辅助理解,这使人们用文本实时交流时回到了最初的“象形文字”时代,一个死了多年的“冏”字突然复活且赋予新的意思,这都是现在互联网单一扁平笨拙互动方式给逼出来的。也就是汉字不能随便造,否则人们指不定造出什么文字呢。
互联网让语言回到了粗糙时代,它既不讲就又讲究,人们随心所欲滥用文字,让语言前所未有的活跃。很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担心母语被网络语言糟蹋得面目全非,其实大可不必杞人忧天,语言文字不就是在劳动中创造的吗,大家天天用十个手指头劳动,一定会创造新的语言。一种词汇究竟有多久生命力,关键还是看你使用的频率和传播广度,互联网的传播广度是人们无法控制的,人们都容易接受新的语言表达方式,但同时互联网也是制造速朽语言的填埋场,因为它太局限于某一类群体和空间中,这和当年梨园、江湖里流行的春典是一样的;同时它又太容易被趋同心理的人当成一种时髦来滥用,因此很容易过时。大家不必担心汉语的未来,这就像人们从《康熙字典》里翻腾出很多稀奇古怪的汉字在网上滥用,你看被常用的不就是那个“冏”字么,而且我相信,两年后使用这个字的人会越来越少。
央视的领导试图为办公楼正名,那楼本来盖的就不正,名字怎能正得过来?您这一呼吁,“大裤衩”就更深入民心了。其实把办公楼叫做“大裤衩”,央视领导应该感到荣幸,因为那是民意啊,你们央视做节目什么时候顺应过民意啊?这回终于有一次让民众表达话语权的机会,您说我们能错过吗。
东北人说话,有时候平卷舌音不分,上大学时有个辽宁朝阳的女生,就是这样,我没事就爱逗她。上课的时候我写了一段绕口令让她念:“山上有棵涩柿子,山下有个石狮子”“四十是四十,十四是十四。”诸如此类,然后同学一张嘴,全是打着麻花卷出来的,我就特满足。还有个女生,来自浙江,不会儿话音,听北京人说话有儿话音还很好奇,很想学,但是无论我怎么教她,她就是不会。后来再见到我干脆不敢开口说话了。十年后,大学同学聚会,我一见到这女生,脱口就说出一堆儿话音的词儿。已经孩儿妈的同学,骂我这么多年还是那德行。有时候记忆留下的条件反射,是一辈子的事情。当然,浙江、上海一带的人前鼻音和后鼻音不分,四川重庆一带的人n、l不分。
原来有个重庆朋友,管老六叫“脑拗”,管老颓叫“脑颓”,管麦当劳叫“麦当挠”……老颓闻听感到很郁闷,说活了这么多年,自己挺聪明一个人,怎么被重庆人判为脑颓了呢。
我觉得,管老六叫“脑拗”倒还挺贴切。老六前段时间《读库》三年出台,感慨人生,把自己闪亮的人格弄得明晃晃的,晚上他走在街上,路灯都不用开了。一个朋友说,老六这人很执拗,坚持品质。没错,不像有些人没事总把品质挂在嘴上,其实也就买几件秀水的奢侈品。老六的头脑中有一种执拗,简称“脑拗”。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不嘛,官人我还要嘛!”
老六说现在是为他年轻时编的烂书还债。的确是这样,我年轻时买过老六编的书,上午在海淀书城买了一套《独立电影》,下午就认识老六了,可坑死我了。做编辑的谁都编过烂书,但是编完烂书还能幡然悔悟的人不多。没点脑拗的毅力是做不到的。是不是,重庆那边的同学?
在涵芬楼,我听到有很多小朋友跟老六那瞎鸡巴怀疑人生,其实每个人脑子里有点执拗的精神,坚持下去,什么事情都能做好。你想想,除了做爱之外,你是不是在别的方面还有“官人我还要”的劲头呢?
我们饭局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场面出现,罗永浩大师伸出他那莲藕般的白手,夹起一块牛肉,放进嘴里,然后在牛与舌的搅拌下,罗大师的嘴里发出一种类似外星人的宇宙语,周围的人经过声波处理后大概能听明白,他大意是:“我的健身教练建议我尽量少吃多餐,脂肪和热量的摄入量一定要控制在规定之内,这样三个月后你们会看到一个像周迅一样的罗永浩。”还有非非,她看着满桌丰盛的残羹剩饭(她每次饭局都迟到),伸出她逐渐茁壮的胳膊,连眼睛里都要流出口水,一边吃一边说:“我最近要减肥。”少顷,服务员将桌子上的空盘子收拾干净。
围着饭桌谈论减肥话题一直是城里人的好习惯,结果是人们把身体谈论的越来越臃肿,那些本来尚属丰韵苗条的女士们,疑神疑鬼地觉得自己快变成郭德纲了,她们说起减肥的时候谈笑风生,像接受华莱士采访一样,本来不肥,也给谈肥了。
作为一个身体还算没怎么变形的人,有时候我挺羡慕胖子,胖子没什么不好,只要别太胖就行了。太胖的人只能去说相声了。但我迷惑的是,为什么宣称自己胖的人都减肥失败呢?减肥药都是骗人的,吃了肯定不管用。那么除了减肥药,别的办法就没有了?有人说锻炼身体,就能减肥。我以前曾经健身半年,每次健身之前,我先称体重,健身完毕后,体重一般会多出半公斤。我认为那是矿泉水的分量,如果减去矿泉水,什么重量都没有减下去,一个月之后,发现体重比过去增加了5斤。我健身的时候,饭量是平时的3倍,见什么都想吃。停止健身之后,体重立刻减掉了5斤。
下面请听题:健身是否可以减肥?
至少从我和老罗的经验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健身可以更好地失身,与减肥无关。
那么什么可以减肥?这是人们既奥运会之后的又一个“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看电视报纸等媒体上说的各种减肥方法都是扯鸡巴蛋,除了骗钱没别的效果。如果有人因为钱被骗了悲伤难忍,寝食难安,导致体重下降,倒也证明减肥起到了效果。但是减肥从来都是城里人的行为艺术,谁会因为减肥失败而痛不欲生呢。
要不都去北朝鲜吧,古语云:南朝鲜整容,北朝鲜整形。非非去北朝鲜后一个月就能变成欧阳菲菲。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饥饿,再没有更好的减肥办法。但是,你让一个人每天面对美味佳肴不动心思,是不可能的。电视上,一边厢向你推荐各种让你口水直流的不健康食品和饮料,一边厢向你推荐各种假冒伪劣减肥产品。于是人们给自己下了这样的一个套儿:我下一顿饭再减肥。但只要有下一顿饭,你就永远不能减肥,时间长了,就真没人把减肥当回事了,只变成了饭局上的桌面图标而已。
其实我发现了一种减肥方法,它可以遏制你的食欲,看到任何食物都想呕吐,你想试试吗?如果你按照我的方法做,一个月内如果你没有减掉十斤肉,你来找我算账。
我的偏方是4本书。
以前我在博客上提到过《民以何食为天》、《食品安全》,这次再介绍两本书,《食品政治》、《食品真相大揭秘》,如果你在三餐之前,先花上半个小时阅读这四本书中的任何一本,然后再动筷子,看看什么效果。
你觉得我又在胡乱推荐书了,随你怎么想,但我相信这些书中的内容对食欲很强消化功能极佳的人会起到一点副作用。急病乱投医,万一起作用呢。如果没起作用,增加一点生活常识,总比看什么不许联想这类促进消化的博客好吧。
这几本书都不是新书,但我在书店里看到,它们都摆在显要位置,说明销路很好。为什么?三聚氰胺把我们都吓坏了,于是都成了事后诸葛,临时抱佛脚。中国人一向什么防范意识都不强,比如对地震等天灾,对食品安全等人祸。我们从小就没有受过这方面的防范意识的教育。我记得我小时候学校还搞什么防化攻击的演习,现在没有了。因此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差,导致的心理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一出问题准抓瞎。
举个例子,台湾921大地震,台北故宫的文物一件都没受到损坏,甚至连位置都没有发生移动。因为台湾是地震带,人们防范意识都很强,早就采取了措施;四川也是地震带,今年地震损坏了很多文物。说明了什么?没有防范意识。同样,如果每个人都有食品安全意识,造假的不就越来越少了吗。这几本关于食品安全的书突然畅销,其实挺反讽的,一方面说明我们过去都太缺乏食品卫生常识,另一方面就是传统的饮食习惯和食品加工方式在今天食品化学工业相当发达的年代,产生了很多观念性的冲突,比如中国人饮食讲究色香味俱全,现在的色香味是怎么出来的没几个人清楚。有人会说,我就是知道,又能怎样?我能改变现实吗?就是你这样的人太多了,才改变不了现实。
目前国内出版的有关食品安全方面的书籍有上百种,但是没有几本书能真正为公众关注,大多写得很枯燥,缺乏可读性。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类书籍不受关注跟我们日常生活没有食品安全意识有很大关系。反正也是一个死,操那份心干吗?而同样关于食品添加剂方面的书,也有不少,都是告诉你如何使用食品添加剂,而从来不告诉你我们吃的东西都添加了什么,加与不加的区别在哪里。消费者几乎从来不知道,那些色香味俱佳的食品是怎么出来的。
我很建议那些把厨房装修得非常高档但基本上用来洗手的人看看《食品真相大揭秘》,它讲的是食品添加剂问题,作者是个日本人,原来就是推销食品添加剂的。后来良心发现,辞职。日本人的饮食习惯跟我们一样,不仅值得我们去借鉴,而且全世界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方式都一样。由于现代人都以工作繁忙或者以不会做饭为借口很少进厨房,经常买一些半成品,经过简单加工处理,用来填饱肚子,或者在外面吃一些快餐来对付。现在所有的半成品都含有大量的添加剂。如果你这样一日三餐,一天要吃进去60多种添加剂,一年要吃掉4公斤添加剂。
科学实验表明,食品添加剂在规定含量内对人体基本无害,但是没有说60多种添加剂同时进入体内的相互作用是否对人体产生危害。《食品真相大揭秘》的作者安部司在书中告诉人们,适量的添加剂对人体无害,只是让人觉得恶心而已,但是能少摄入尽量少摄入。然后他把常见的食品添加剂作用于某类食品的过程给大家演示一遍,大家就明白了,其实我们先吃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假的,它的色香味跟该食品本身无关,比如我们现在在副食店里看到的各种带颜色的饮料,几乎就没有真的,如果你喝的果茶里面有红果或胡萝卜纤维,那你一定看错了,实际上那是锯屑;当你看到草莓酱上的胭脂红鲜艳欲滴让你食欲大起,你别忘了,这种红颜色其实是从墨西哥的某一种仙人掌里的寄生小虫子的尸体中提炼出来的;你炒菜常用的酱油,其实跟大豆没有关系,而是用几种添加剂勾兑出来的,甚至用羽毛;你吃的面爱面,那汤真好喝吧,你会发现全中国的面爱面口味都步调一致的一样,什么高明的厨师能调的这么标准?只不过几包白色粉末而已,跟骨头汤没关系,一滴骨头汤都没有……反正你经常吃的东西,大都跟水果蔬菜肉没关系,都是化学作用的结果。
您想减肥吗?
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就能说明问题,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水果、猪肉、牛肉和蔬菜,人那么多,你都用货真价实的原料,估计世界上都有五分之二的人饿死,剩下五分之三的人有一半还买不起。所以,食品添加剂的好处是——让食品的成本降低、让食品的保存周期变长、让食品的产量增加、让食品的口感变好,服务于60亿人类。可以这么说,你在超市里买的任何食品,都含有添加剂。
当初的苏丹红事件,人们用一种民族主义的傻逼情绪来看这个问题,而忽视了更大面积的食品安全问题。这次三聚氰胺事件,我们仅仅停留在发泄怨恨层面上,这种发泄式正义感,总会在下一个事件到来后而遗忘上一个。在一个狼多肉少的年代,人人都该学会自我保护,提高防范意识,能少吃点添加剂就少吃点,喜欢美容永葆青春的女孩也不要看到包装袋上有防腐剂或抗氧化剂就心花怒放。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常识没什么坏处,说不定还减肥。
对了,现在很多食品加工企业都玩文字游戏,比如他们在包装上注明“本品不含色素、香精、防腐剂”,其实食品添加剂有好几大类,不含这些,不意味什么都没有,他们就是欺负你没化学常识。这帮孙子就是利用知识不对等,误导消费。
比如北京有一种饮料叫“福运泉”酸枣汁,它的广告是“小酸枣,滴溜溜地圆,福运泉,纯天然。”它的包装说明书上就注明了不含这个不含那个,你再看配料表,含的添加剂不比别的饮料少。因为它不这样,估计一瓶得卖30块钱才能把本收回来。你想想啊,小酸枣的产量才有多少啊,哪够这么喝的,其实这种酸枣汁早就很化学了。还有一个更无耻的是椰树牌椰汁,如果你读完这条新闻,你会怎么想?你是不是觉得椰树牌椰汁很牛逼?“椰树椰汁敢在标签上承诺不加香精”其实就是欺负消费者不懂化学常识,如果你看完《食品真相大揭秘》,你会觉得这个厂子很缺德,好比我跟一个女孩发誓说我从来没有跟朱丽亚·罗伯茨有一腿来获得女孩的信任一样是废话。用这种“假真诚”误导消费者。添加剂不仅仅只有香精一种,有他妈3000多种呢。但是绝大多数消费者看到这一条“承诺”就认为他们的椰汁是绝对的纯天然。你丫有本事说“敢承诺不添加任何食品添加剂”啊?这么搞噱头,跟不搞噱头的市场效果和口碑肯定不一样。如果换成“跟朱丽亚·罗伯茨有一腿”的比喻来解释,你能明白,把你引到一个不熟悉的化学领域你丫就糊涂了,够险恶的吧?其实香精也没什么?好多食品里面都加,《食品卫生法》也没禁止。
因此,当你看到某些食品包装上标有“不含某某”,一定要清楚,多是用“朱丽亚·罗伯茨”来误导你。一种半熟食品或半成品,至少都要有十多种添加剂在里面。你吃了也就吃了,这么多年不也没什么事么,如果有产品上强调什么,一定没安好心。
我最后一次给书写荐言献给了陈幻老师;
我最后一次给书写序献给了妹妹惠子;
我最后一次给唱片写文案献给了小娟老师;
事不过三,以后我不再给任何老师的出版物上写任何文字。
借此算是说明一下。
常常接到诚恳的电话,让我给他们的作品上写点什么。
一来我没什么影响,我的文字并不值钱。
二来我不希望说一些好听但言不由衷的话。
以后打电话或发邮件找我写什么的人,请止步。
就像我不上电视一样,我说到做到。
感谢公路,让我有机会写下下面的文字。是否采用,请公路定夺。
我跟小娟认识有十多年了。1994年,我在北京中关村的一个酒吧里第一次看到她唱歌,我很喜欢她的歌声,这样的声音我以前听过,但是能这么近距离听到还是第一次,这么好的声音不让更多人听到非常可惜。我记得当时老哥在录制《摇滚北京》(2),里面收录了一首小娟的《美丽的灵魂》,在一些稀奇古怪的另类摇滚风格中,小娟的这首歌显得格外“另类”。她让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还会听她的歌声。
后来我很少再听到关于小娟的消息,有时候人们唱歌多有一些投机心理,坚持是件很难的事情,这是“昙花一现”的由来。渐渐地,小娟这个名字在我的印象中模糊了,只是偶尔听到一些类似小娟的歌声时,我总会想起,曾经有那么一个长发女孩,用纯真的眼神看着这世界,弹着吉他唱歌。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有一次,我在北京通州的一个度假村,看到了一个女孩,长发,眼神还是那么纯真,她是久违的小娟。她那时在度假村里驻唱。当晚,作为为数不多的观众之一,我听了小娟的歌,心里很感动,我的感动来自我无法快速适应这十多年的时间——一切都陌生了,只有歌声还那么熟悉,只有歌声才能填补这么长的时间,拉近十多年的距离。另一个感动是她仍在坚持歌唱。当我走出度假村,看着眼前极尽奢华的建筑装饰,我在想,人们可以用金钱堆砌一个美丽的乐园,但是人们内心美丽的乐园无法用金钱、名气堆砌出来。这么多年,小娟他们做到了,用他们的歌声。
正如她的歌声轻松平静一样,跟小娟他们接触中,我能感觉到一种无比的放松,有时候我很想透过小娟的眼睛去看看这个世界,她看到的都是什么。他们远离了一个充满欲望的都市,用安静的方式唱歌、生活,他们用自己的目光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并且唱出来。他们给自己的乐队起名“山谷里的居民”,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山谷里的居民”好像是虚拟的世界,但这是他们心中的大自然,他们的美丽家园。我们平时看到了太多钢筋水泥下的虚假植被,以至忘记我们是自然之子,而小娟他们仿佛与世隔绝,却享受自然之子般的生活。
在一个讲究时髦、时尚、时间的时代,我们都拼命去创造一切与时俱进的东西,因而它短命速朽。小娟的歌属于哪个时代?它不属于任何时代,因而适合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去倾听。我相信民谣的力量,它来自生活与土地,它来自人们的心灵。
台湾70年代民歌运动打造了纯真年代的歌声,如今,那些歌声已经久远,但我每次听起,都有不同的感受和感动。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因为我们不满意现状。全球一体化逐渐吞噬地域文化的个性,但是,总有人会坚持,无欲无求的坚持,把一些特质保留下来。小娟的歌声让我想起台湾民歌运动,让歌唱回归到浪漫,回归到理想,回归到快乐,这样对听者来说才是种享受。
2007年,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先后出版了两张专辑《如风往事》、《细说往事》两张翻唱专辑,在一个过度强调原创的歌坛,人们几乎不太重视翻唱,一版出色的翻唱,同样是一种创造。小娟的嗓音本身就是一件出色的乐器,她能用自己的演绎方式把不同风格的歌曲汇聚一炉,那些浓郁、伤感的歌曲被小娟洗得更加清澈,演绎得那么淡然。
如果说两张翻唱专辑让我们熟悉了小娟的歌声,那么这张原创专辑《红布绿花朵》可以让人们去感受一下小娟的没有华丽,只有美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也许你看到的东西并不多,但一定是你忽略的。作为一个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你是否想过你的眼里塞满了什么?你的耳朵里塞满了什么?你的心里塞满了什么?大量的信息与物质带给你无尽的享受,而从来没有意识到自缺失掉什么。好吧,请你慢慢去听这张专辑,也许你能发现你缺失掉的那一部分。
最近发现灌水的留言很多,
能删掉的我都删掉了。
我绝对不姑息养贱,惯你们这些坏毛病。
如果你真想灌水的话,去别的地方。
我已经用”黑猩猩”的方式提醒各位,
慎言。
不是说剥夺你的权利,
也别老鸡巴跟我谈什么言论自由。
我不爱听。
你想言论自由可以自己开博客,
爱怎么说怎么说,明白不?
我的博客马上改版,
将推出一项新功能,
每条留言后面都有”脑残鉴定”投票。
每周选出一条高分脑残留言示众,
目的是提醒诸位用脑子说人话。
陈绮贞老师在北京演唱会。
一个姑娘哭着喊着眼去看,
让我搞票。
我说我有她所有唱片,借你听听。
她说不行。
带姑娘看演出是我的习惯,
姑娘在旁边看,我睡觉。
不管是演唱会还是话剧芭蕾舞。
噪音是最好的催眠曲。
我在03年非典开始听陈绮贞,
小女生的歌总是那样,
后来说她是知性歌手。
我喜欢知道性的歌手,
不知道的我不喜欢。
陈绮贞的歌我都听过,
但是没有一首能记住的。
现在听谁的歌我都记不住。
我唯一一次看演出没睡着就是罗大佑。
从头唱到尾。
后来我看崔健都能睡着。
一个香港朋友说看陈绮贞哭得香江水都涨潮了,
我就是看滚石演出眼泪汪汪的。
今天我看了一遍滚石的演唱会DVD,
回顾了一下喜欢滚石的历程。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偶像,
指不定什么时候捅到你的最软处。
我看陈绮贞,没什么软的,
觉得挺好听。
这年头流行小情调,
因为人们都没什么情调。
陈绮真给我的印象是:
来看陈绮真的观众多是小女生,
长相基本上是圆脸。
所有人都在拿手机和相机拍照,
不管清楚还是不清楚,
都在那瞎拍。
我的相机是广角的,只能拍大场面。
另外我对陈绮真的印象是,
给她弹贝斯的那个女孩其实是莫文蔚。
出来后那姑娘问我,
那个女孩弹吉他的动作怎么那么难看?
我说,吉他是往下拨,男的弹比较合适,
贝斯是往上抠,女孩弹比较合适。


老六和陈晓卿搞饭局,逐渐把我抛弃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在博客上曝光他们次数太多,他们变成名人之后,就天天嚷嚷出行不方便,要过普通人生活。所以不带我玩了。我跟陈老师有将近三个月没有见面,跟老六也有两个多月没见,我上次见罗老师是昨天,上上次见罗老师是罗老师在我的DV现场现眼,那是5月13日。好多人认为我们天天饭局,歌舞升平,其实平时大家差不多都跟头驴一样工作。前几天在SMN上非非跟我说,“我都一万年没见到你了。”我说:“那你都老成什么样子了?”
在上次饭局上,陈老师带来一个CCTV网站的一个编辑胡慧中,一个才女。饭后她说单位有个同事想要我签名,名字叫二丫,我毫不犹豫就写了一个“二丫真狠”。后来认识了这个二丫,北方女孩的小名常常带“丫”,就像南方女孩名字里带“囡”一样。二丫是北京人。我今天说二丫,是因为她拍了一批老六出台的照片。二丫文笔好,还会弹吉他写歌,摄影技术也不错,还能喝酒……
有一天,二丫让我看她的空间,我才知道,原来她就是当年唱《姐姐明天就要嫁人了》的女孩,她叫刘琼。俺当年还觉得有两个校园女歌手该出唱片,一个是赵节,一个就是这个刘琼。那还是万恶的1994年,当时校园民谣风起云涌,最多的时候音像店的柜台上躺着二十多种“校园民谣”的磁带。我有个朋友,叫简巍,我习惯叫他简总,他当年在北京工业大学上学,是校园一活跃分子,他当年的一个梦想是成为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式的经纪人,后来他成为“麦田守望者”经纪人,有一次我帮他在《北京青年报》上登招聘广告的时候就写成了“马尔科姆·简”,为此他自豪了有一个月。有一次,他在北工大搞了一个首届高校校园歌曲汇演,把除老狼之外的校园歌手都聚过去了。演出相当地成功。但是当时有谁我都记忆模糊了,能记住的有两个女歌手,一个叫赵节,一个叫刘琼。赵节那天唱的是《文科生的一个下午》,她来自陈晓卿的母校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刘琼唱的是《姐姐明天就要嫁人了》,她来自培养我国作假账人才的中央财经大学。
那时候我跟简总在一起混,认识了很多人,比如付翀,比如朴树,比如“麦田守望者”,比如贾楠,比如崔文斗……如果在国外,简总很快就会变成一个让无数歌手围着的老板,但是那个环境,说句实话,真不是时候。校园民谣的浪漫单纯是没有免疫力的,很快被商业动机毁掉了,简总也四处流浪,三年河东,三年河西,跟拉兹一样。那些还怀有一丝梦想的大学生,多数都归于平淡,安心学业,将来该干嘛干嘛,唱歌只是自己无数青春梦想当中的一朵小浪花,最后变成小浪底,把小浪花压在心底。
二丫同学就是这样,毕业后到一家钢铁公司作假账,后来觉得自己不太适合作假账,就辞职去了一个跟文字打交道的地方,CCTV网站。一个人一生该做什么,之前没有决定权,之后有决定权,都会做些调整的。昨天看老六的出台,有很多年轻人跟老六怀疑人生,其实人生没什么可怀疑的,你能做什么,将来一定能做,你不能做什么,怎么都不能做。
跟二丫聊得最多的是青春。人们有时感慨青春过得太快,仿佛青春总像一朵花,还没来得及舒展绽放就凋谢了,然后留下的遗憾等着将来慢慢去回味,在空想中作出不同姿态的绽放。青春就是用来回忆的,如果你能翻开那一页,还有的留恋,说明人生并没有虚度,你不一定像保尔·柯察金一样把毕生都献给祖国,也不用像冯小刚一样贱兮兮的把青春献给谁,把青春献给自己最幸福。我很羡慕二丫,有过那么一段经历,至少还有可以感慨的东西,我回想我的青春,一片空白。
二丫还是那么热爱唱歌,经常跟一帮朋友在酒吧里喝酒,然后唱歌,用歌声来祭奠青春,是最好的方式,因为这是直接冲动型的体验过去。他们在后海酒吧里唱歌,我推开窗户都能听见。
前天出版社的人说,《欧美流行音乐指南》要加印了,5000本都发出去了,不过本还没收回来。我现在在着手准备《指南》里的歌曲,估计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把歌曲收齐。到时候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把歌曲送给购买《指南》的人手里。
考题我也在准备,还在跟出版社沟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这个活动。
卓越的签名本已经上架了,想买签名本的人,到这里看看。

(左:CCTV《见证》制片人陈晓卿;右:怀疑人生的老六)
两米半的距离还要调长焦拍摄,不是显摆自己的装备就是拍《黑森林之歌》时老拍凶猛动物留下的后遗症。那是柴静,不是豺狼。
摄影:二丫,更多老六的照片请到二丫的空间里欣赏。
有一次黄集伟大师召集饭局,我第一次见到姬十三,一个面目清秀英俊的帅哥,平时在博客上写一些科普文章,深入浅出,九浅一深,很有人情味儿,我很爱看。他和土摩托都是复旦大学生物工程专业毕业的。你说都是复旦生物学专业毕业的,怎么差别就那么大呢?
在桑格格的博客上看到过这么一段文字:
小变态说,高级的那种定做的男装西裤,是有一个固定的小鸡鸡的安放点的!她说:人家裁缝会问先生,左边还是右边?如果说左边,小鸡鸡就放在左边,那么左边裤裆处就会略微大一些;如果说右边,小鸡鸡就放在右边,那么右边裤裆处就会略微大一些!
——《高级男装西裤》
这让我想起在十年前,在红星音乐生产社还在生产的时候,平客是企宣,有一次饭局,一个上海朋友在饭局上说过类似一件事,这个女孩观察得很仔细,她说男人平躺着的时候,小鸡鸡在自然不冲动的状态下,都是往左边歪。你就是把它弄到右边,它也会自然回到左边。我记得当时这个朋友做了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但我觉得还缺乏科学依据,因为这朋友以算命见长,肯定拿不出科学解释。
有小鸡鸡的同学,现在不妨试验一下,是不是这样。
当时饭桌上大家当个笑话听听说说就过去了,但这事儿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呢?十多年了,一直没有一个正确答案。后来我设想了很多答案:比如中国是一个极左的国家,小鸡鸡肯定朝左,那言外之意,有些国家的男人的小鸡鸡肯定朝右。判断一个男人从哪个国家来的,脱了裤子就知道了;还有一种答案设想是,北半球的男人小鸡鸡都朝左,南半球的男人小鸡鸡都朝右,这跟地球自转有关系。不过这也不太精确;要么就是跟该地区的风向有关,中国常年刮西北风,所以都朝左?也不对,刮东南风的时候怎么还朝左?而且面南背北可以这么解释,要是面北朝南或是坐东朝西呢?要么就是同性恋的都朝右,异性恋的都朝左?到底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这是个问题。
我上网搜了一下,“百度知道”也不知道。百度连“为什么管小姐叫鸡”这样的问题都不知道,算什么百度知道。后来我想问土摩托,他是学生物工程学的,肯定知道。但由于他的小鸡鸡常年处于直立行走状态,问他这个问题,他一定会说:“谁说往左边歪?我的就不是。”对,土摩托的是神舟七号,随时可以一柱冲天,回到他的火星老家。我又想过问老六,老六喜欢思考人生终极问题,想必小鸡鸡歪歪的问题他肯定思考过,但是我能想得出,老六的回答一定是这样的:“讨厌,看《读库》不买《读库》的人向左歪,买《读库》不订阅全年《读库》的人向右歪,订阅全年《读库》的人向前歪。”我又想过问老罗,老罗不是向网友们叫板:“提问大胆点,不要害羞哦。”尤其是老罗擅长回答下三路问题。但是老罗的答案肯定是:“报我英语班的人向上歪,不报我英语班的人爱鸡巴往哪歪往哪歪。”我又想过问陈晓卿,陈老师走南闯北,去过铁岭这样的大城市,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但我想他的回答肯定是:“看我《见证》的人,小鸡鸡和摄像机都不歪,不看我《见证》的人,都是歪的。”我又想过问连岳,不是有那么一句话么,有困难,找民警。有困惑,找连岳。有事件,民警找连岳。但是连岳一定会说:“去买一本《我爱问连岳》吧,我能让你从向左歪变成向上歪。”唉,现在的这帮文化人啊,都把自己当春药了。
既然是小鸡鸡的问题,问姬十三再合适不过了。也许这是个伪命题,但是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由于有更多的伪命题才会让科学的解释更合理,对不?姬十三老师。
好多人向我推荐《海角七号》,今天终于看到了这部创造今年台湾票房纪录的电影。我是一边听评书《岳飞传》,一边看的《海角七号》。我不爱看电影的一个原因就是耽误事情,看的时候不能做别的。于是我现在锻炼自己在看电影的同时再干点别的。这边正是八大锤大战金蝉子,紧张激烈,那边一个不知道说哪国汉语的女孩对着扮酷的范逸臣发飙。《海角七号》挺好,台湾版的《阳光小美女》,至少我看完觉得大陆的导演拍不出来。
《海角七号》是我看过的第三部台湾电影,第一部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看的根据琼瑶阿姨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名字忘了,好像男主角叫秦汉,女主角是谁没记住,好像姓林,不是林青霞就是林凤娇,反正不是林黛玉。第二部是《搭错车》,因为里面的歌好听,就看了。所以我对台湾电影没资格评价。
话先分两头说,大陆拍不出《海角七号》倒不是我们的水平问题,也不是广电总急没事老拿刀子阉割导演的鸡巴问题,因为有些导演本来就没鸡巴。我们因为教育都把脑子教育坏了,看问题的时候都跟毛泽东一样——世界二元论,非此即彼。《海角七号》火了,就自然把人家的东西来对比自己,然后简单得出一个我们这边环境很糟糕的结论。难道台湾的电影环境不糟糕吗,可怎么人家就能拍出《海角七号》呢?
其实这事儿跟电影没什么关系,都是社会背景和历史的关系。像《海角七号》这样的剧本,拿到广电总急审查,估计也就开头第一句台词“我操你妈台北”会被删掉,其余都不会动。但如果你让一个大陆导演来拍,一定会拍成《走进新时代》。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如果大陆引进这部片子,会不会把“我操你妈台北”这句删掉?如果删掉算不算“去中国话”?因为外国人骂人不习惯操人家的妈,都直接操对方,比如fuck you!
好多人都在讨论这部电影的政治寓义,比如在台湾,票房那么高,跟一些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没错,那我如果问你,如果这部电影没有那么高的票房,像一部地下电影一样悄无声息,你又会怎么解释呢?看来,它不光是跟政治寓义有关。那它跟什么有关系呢?我认为跟青春有关。
台湾文化一直停留在没有青春的青春期阶段,文化人格一直就没有长大。为什么台湾的文化人格没长大?因为在1949年的时候他们被另一拨人轰到了台湾,人家一直想回来,但是就回不来。过去的那批人,其实文化还是停留在五四运动那个时期,那时候多朝气啊。但突然给移到一座孤岛上,这个岛屿的文化就在青春的横断面上重新生根发芽。所以台湾的文化留下两个病根儿,一个是说不尽的乡愁,一个是长不大的青春期。
先不说电影,听听台湾歌手唱的那些歌,有两类题材的歌曲是他们写得特别好而大陆永远赶不上的,一个是乡愁,一个是青春期。记得以前跟宁财神也说过这个问题。如果看清楚这个,再去看台湾现在的各种流行文化也就清晰了。
你看《乡愁四韵》写得多好,你看《童年》《光阴的故事》《将进酒》《我的未来不是梦》《那一年我十七岁》《那年我们十九岁》……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会写出《那一年我十六岁》《那一年我十八岁》《那一年我二十岁》……因为他们太擅长这个了。如果他们还愿意,出一张唱片,第一首歌叫《那一年我十一岁》,第十首歌叫《那一年我二十岁》,这人肯定写了十年才能出一张专辑。在台湾的流行歌曲里面,充满了大量的青春期与励志歌曲,人家写《真心英雄》,就那么自然,我们写首励志歌曲就那么空洞做作。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我们没有正常的青春期,而台湾那边青春期又太长了。你看看琼瑶阿姨,写的小说都是“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发生的事情。有看过台湾电影的人,不妨说说台湾电影里面是不是也是青春期。
魏德圣只不过把这个青春励志的题材翻了一个个,这个题材一直是台湾人民生活和梦想中的主题,尤其是,近年来这类题材的作品并不多,突然出来这么一个,又触动了民众最敏感的神经末梢,于是就有了高潮,你说票房好跟什么有关?政治寓义只是一种表面的符号,哪个傻逼看电影的时候老想着政治?丫一定有病。其实我们大陆吧,都喜欢的刀郎,但是大家都很虚伪,怕暴露自己的文化私生活,就非说自己喜欢拉威尔。所以我们的票房都很好,但什么好东西也没有。我们的文化没有归属感,有时候像没妈文化或是后妈文化。不信你就挨个分析一下呗。
我们也不能学人家青春励志,我们有青春,但是还没等励志呢会被毁掉了。王朔不是说过吗:“青春的岁月像条河,流着流着就成了黄泥汤”。一点都不纯真。所以,你看看《奋斗》为什么写的那么烂,拍的那么烂,演得那么烂,因为我们这边的人大都不知道什么是青春。而《同桌的你》《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这类所谓青春题材,这类的青春因为没有未来而缺少了一些灵魂。
六十年一个甲子,台湾人已经早就过了青春期,但是他们青春期的特征并没有失去,只要有那么一点点阳光,他们就下雨,《海角七号》就是对一直处在没有青春的青春期的台湾民众的最好注解。
我有健忘症,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就想不起来。这还不算,凡是见过的人,不管男的女的,美女帅哥还是丑八怪,下次见面肯定想不起来,必须见上至少三面才能在见第四面的时候主动喊出对方的名字。比如老六我见他前三面的时候总是想脱口喊出“屠洪纲”。在SMN上,我根本记不住那些签名和邮箱地址,每次看到有人上线,觉得陌生,便小心问人家:“你是谁?”人家没好脸甩过来一句:“你这已经是第五次问我是谁了,干脆把我删掉吧。”于是我只好删掉,一个连五次都记不住的人,可见没什么能记得住的地方。前段时间我删掉了120多人。
还有就是偶尔参加一个会,那种好多人好长时间不碰面的会,比如在酒店大堂,在电梯、楼道和会场,总会有人跟我打招呼,十之八九我看着脸熟但叫不出名字。有一次在深圳,电梯里碰上一个人,他很热情跟我说话,问我近况。我脑子里就放电影,这家伙是谁呢?从一楼放到28楼,还是没放出来。出电梯的时候,这家伙后面跟我说了一句话:“下次咱们再约场球吧,上次我们输得太惨了。”一句话提醒了我,原来是八年前踢球的时候碰上的一个人,场上22个人,当时也没有电视直播,谁记得住谁啊,但是这家伙就记住我了。
现在听到最多的话就是某人对我说:我在某次饭局上跟你吃过饭,当时在场的还有老六、小强、老颓之流。一般我吃饭都是跟这几个鸟人,更不知道是哪一次了。为此,我得罪过不少人,觉得我这人特别目中无人,见到熟人都不打招呼。其实是我记不住。我曾经努力记住一些人和事,但是收效甚微。所幸,我就不记了,事情记住得太多,人容易痛苦。
所以我学会了健忘。因为有些东西我们记住了未必是件好事。比如,我去超市买东西,超市里的广播和闭路电视一遍一遍播放蒙牛的广告,说他们的牛奶如何严格把关,喝起来是如何让人放心,质量是多么有保证。那感觉好像就是专门给总理制造的牛奶一样让人放心。
我是多么想忘掉三聚氰胺这个词啊,多么想忘掉一个国家的乳制品企业集体对婴儿下黑手这件实事啊,但是我忘不掉,打开电视,走在地铁过道,进入超市,宣传最凶的就是奶制品的广告,我的胃像喝了变质牛奶一样恶心。他们做这新一轮广告一定花了不少钱,他们很多牛奶都被封存销毁,他们的损失无数,会有很多员工下岗,现在又遇到经济危机,奶上加霜,搞不好,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梦想就破灭了。
这都是咎由自取。说得大一点,一个社会在规则形成过程中,总有占便宜的,总有吃亏的。随着规则逐步完善,当初占便宜的人,后来就是吃亏的。这是个平衡法则。从这一点讲,奶制品行业遭受巨大损失是为了还过去害人的债,即便如何做广告树立自己的新形象,都无法挽回损失。这个平衡法则冥冥之中有个胡汉三:吃我的给我吐出来,拿我的给我送回来。
可问题在于,有很多人跟我一个毛病,健忘。谁还看疗效啊,都看广告。谁的广告做得漂亮,哪个代言人看着顺眼,牛奶就是拿立邦漆勾兑的,也照样能卖。我在超市里呆了20分钟,他们的广告循环做了五六次之多,密集轰炸之下,必有人相信。当然,你会说,人家现在的质量没问题了。没错,是没问题了,本来就不该有问题的,本来就不该是你我该去担心的。要照我的恶毒想法,这些奶制品企业都该倒掉,因为现在的规则和潜规则本身就有问题。今天没有三聚氰胺了,明天还会有别的。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都本能学会健忘,要不为什么人们总是重复不断地犯过去一直犯的错误呢,就是我们总喜欢在同一地方跌倒,在同一地方爬起,然后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再爬起,这种习惯性“脱臼”早已经让人麻木了。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人总喜欢刨坑把自己埋了,然后再把自己扒出来,浑身沾满泥土,照照镜子就觉得自己可以像出土文物一样资治通鉴了。这点资质,根本没法通鉴。
很久没有整理博客右侧链接,今天随便点进去看了几个,发现都已人是物非,于是从头到尾梳理了一下。
我删掉了一些博客,大约有20来个。包括:在SOHO小报和BOKEE两个网站的博客,这两个博客,一个被关了,一个倒闭了。原来在这两个地方开博客的人,如果你们有新地址请告诉我,我再加上;设置权限的博客我也删掉了;长期不更新或者没有内容的我也删掉了。
有些博客地址更换了,我也帮您更新了。
京城文化名人老六,本周日在涵芬楼出台,免费参观。大家都去看看,有人生问题的人可以当场与他Q&A。
老六说:“三年了,承蒙涵芬楼书店提供场地并热情组织,我们来搞一个小小的联谊会,彼此掏掏心窝子,聊聊《读库》这本书、看《读库》的那些人,还有即将开通的读库网,以及必不可少的思考人生、怀疑人生、探讨人生等程序。欢迎大家自由前来。”
时间:本周日(11月9日)下午1:30-4:30
地点: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书店二层
地址:北京市王府井大街36号
咨询电话:010-65595282;010-65258899-541
乘车线路:103、104、108、111路公交电车,灯市西口下车;或104、814、803、420路公交汽车,灯市西口下车;或地铁一号线王府井站下,五号线灯市口站下
免费附送老六16:9艳照一张
收到在伦敦工作的朋友寄来的一件鲍里斯·约翰逊的衣服,大红色的,穿在身上太扎眼了。先前有个在英国留学的朋友给我寄来一件蓝色的鲍里斯的T恤衫。以后我有机会去伦敦,就穿着它,然后到伦敦市政府找鲍里斯签个名,合个影啥的。
我经常能收到有人寄给我的T恤衫,还有给我寄唱片的,有的是朋友寄过来的,有的都不知道是谁。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反正你要是来北京,知会一声,请你吃个饭,不认识的,认识一下,多个朋友。不然让我受之有愧。
昨晚九点多,老陈发来短信,惠子当晚在香港港安医院剖腹产下一枚女孩,我总算当上了舅舅。这个外甥女有六斤半。母女平安。
稍后,老陈发来三张照片,分别是外甥女、母女及一家三口的照片。从惠子怀孕那天起,我就盼着当舅舅,前段时间到了临产期,这孩子就是不出来。打了催生针也不出来,最后剖腹产终于来到这个世界。看来我得找机会去趟香港了。
北京有一条街,叫平安大街,它和著名的长安街平行,这条街离我现在住的地方直线距离不到300米,因此,每天我都有可能走在这条街上。在这条街上有刘和珍君遭枪杀的地方,有南锣鼓巷南口,有后海荷花市场,还有北海后门,还有整天都排着长队卖栗子的干果店秋栗香。在地安门路口,它北通鼓楼,南达景山。向西延伸到老六他们家,还别说,风景倒是挺多,外地来的朋友,我就带他们在我家门口转一圈,就欣赏到老北京的风景了。这条街最早也是我上学必经之地,如果我坐车上学,要坐107或者111路无轨电车,到东官房下车,然后走五分钟就到学校了。如果我骑车,还可以经过后海银锭桥,看到恭王府就看见我们学校了。其实在北京呆了这么多年,就一直在东西城区交界的地方打转转,也目睹了这个城市面目全非式的改造。这种砍掉大树建假山式的思路把北京搞得越来越现代化了。
平安大街是北京重点改造的街道之一,好像在1998年拓宽后全线通车。而且马路两边都是仿古式建筑,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这条街在改造的时候设计的挺干净,但是没有设计出停车场(个别单位的门口停车场不算),因此没有很大的超市和购物中心。如果你想在这条街两边购物、吃饭,开车来是件很麻烦的事儿。这直接影响到马路两边店铺的生意,因此都是小本生意。
小本生意还是挺好做的,现在金融危机让人看出来,生意越大越危险。所以有家门脸在外面戳了这么一块黑板:“华尔街坑人,平安大街养人。”挺典型的北京人井底之蛙式的幽默。其实平安大街是一个相对比较冷落的大街,从它不塞车的事实就能看出来,不是它交通梳理的好,而是这条街真没什么可逗留的,连停车场都不给你预备。当然,政府当初的想法可能就是让这条街成为行驶街,而不是让你驻足的购物街,平安大街要不畅通怎么能让东西二环塞车呢。平安大街能养什么呢?你说这个店铺小老板是没有追求鼠目寸光还是很有远见高瞻远瞩呢?也许半年后一个正确的答案会摆在这位店主眼前,也会摆在每个人的面前。
上回书说到安非他明的副作用,对使用者来说,总是看到它好的一面,除了军队在战争期间使用安非他明之外,艺术圈子也对此药物有偏好。上世纪60年代中期,纽约的艺术圈就经常使用安非他明和没太得宁。一般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比较偏执,比如诗人、艺术家、歌手、模特、乐手,他们经常会用药物来创造一种新体验,然后把这些体验运用到自己的作品里。安非他明的效果就是让你忘记什么叫睡眠和饥饿,然后,这些人整天聚在一起,不睡觉是怕错过什么。比如你要看一个冗长的日韩剧,想一口气在几天之内看完,服用安非他明可以让你不睡觉看上一个星期。不过我觉得服用安非他明来看日韩剧这种破玩意挺不划算的。
摇滚歌星弗兰克·扎帕有过一段关于安非他明的精彩论述:“我想建议大家不要用安非他明,理由如下:他会弄坏你的肝、肾,让你的心灵腐烂,一般而言,这种药会让你变得跟你的父母一样。”
(四)
在音乐家滥用的众多毒品中,使用最广泛的要数大麻了。这种毒品至今仍有争议,就是它否真正对人体产生伤害。在欧洲许多国家,大麻是非法的,在美国,有些州是合法的,有些州是非法的。作为使用最广泛的非化学合成毒品,大麻的“功效”在1910年以前是无人知道的。大麻最早的经济用途是用来编绳子,或者用来织布。但是在墨西哥,已经有很多人吸大麻。墨西哥革命之后,大麻的使用方法被美国人接受,除了能织布之外,还能编织一种幻觉。最早的大麻经验记载来自法国,波特莱尔、戈蒂耶以及兰波在文字中都有过涉及。人们对大麻的体验是,你心情好的时候,吸两口会变得更好,你心情不好,吸两口会变得更糟。
当然,大麻在美国最早使用肯定是在美墨边境,当时驻守边境的美军黑人士兵经常使用。比如在得克萨斯州西部城市埃尔帕索,然后,它一直往东,沿着河岸传到了路易斯安那州东部最大的城市新奥尔良。新奥尔良市做什么城市呢?它是一座放任和不干涉的城市,她是美国下层社会生活状况的代表,所以,在这里诞生了自由的爵士乐,也普及了大麻。
当大麻与新奥尔良气质融合在一起,结果就是爵士乐。在20年代,美国大部分演奏爵士乐的俱乐部和酒吧都被黑道的毒品贩子控制,他们的对象就是那些台上演奏的乐手。
那么,大麻对于爵士乐手究竟有什么奇效呢,让他们念念不忘?很多乐手相信,爵士乐是在大麻的辅助下诞生的,让乐手在创作表演的时候更加自信。有位叫Hoagy Carmicheal的人曾经这样描述在服用大麻和酒之后的神效:“大麻开始产生作用,我的身体变轻了。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吹的每一个音符都很完美。我冲到钢琴旁边,取代了路易斯的老婆的位置。他们改成演奏《皇家花园布鲁斯》。我从来没听过这首歌,但是我一个音都没有弹错。我飘浮在一个奇异的深蓝色爵士旋涡中。”
所以,查理·帕克说:“他们可以把那东西从你血液里清除,但是无法让你不想它。”阿奇·谢普说:“爵士乐只有一种,它来自压迫和药瘾。”
大麻几乎是所有非法毒品种毒性最轻的一种,目前能研究出的危害几乎和烟草不相上下。但绝对不是说“大麻是无害的”。长期吸大麻引发的肺癌几率远远高于吸烟,大麻中“苯并芘”的含量比烟草高出70%,而这个碳氢化合物是致癌的主要诱因。研究证明,生活环境中的苯并芘含量每增加1%时,肺癌的死亡率即上升5%。不过在大麻流行的20年代,很多报道都会这样形容:“长期使用会造成受害者的严重残废,引发令人毛骨悚然的瘫痪。”美国媒体那时候说话也都没科学依据。
(五)
“海洛因,你是我老婆,你是我的生命。”这是“地下丝绒”一首歌里的歌词。这个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毒品至今还被滥用。海洛因的前身是吗啡,在一战期间,吗啡是军队必备的药品,因为当时它用来止痛,很多士兵因为使用吗啡而成瘾。所以,必须找出一种东西来让人戒除吗啡瘾。其实早在1898年,海洛因就被合成出来了,它的用途就是用来戒除鸦片和吗啡瘾。结果人们把鸦片和吗啡戒了,却爱上了海洛因,因为它的成瘾性相当于吗啡的两倍。
关于海洛因的究竟能给人带来什么美妙感受,我在一次采访中跟一个在公安系统工作的人聊过,他用极其复杂的语言描述一步步的过程,简而言之,它分为两个过程:一个是开始的冲劲儿,一个是麻醉高潮。开始的冲劲儿大约持续两分钟,相当于你到性高潮的那一瞬间的感受,麻醉高潮相当于你到了高潮之后持续的那种感受,时间会更长一点。这感觉好吧?你一直梦寐以求吧?你想试试吧?你要找死就试试吧。
海洛因之所以在音乐界流行,因为它能带来一种逃避现实的感觉,让你在那一瞬间忘掉所有烦恼和痛苦。海洛因最可怕的是它的药理作用和心理作用能很“完美”结合在一起。人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会让人产生一种对现实的期待或逃避,海洛因可以给人们提供一种象征性、功能性心理和社会等多方面的需求,很多乐手对海洛因的依赖,往往不是出于对药物本身的依赖,而是对生活全面性体验的依赖,这意思就是,它不是给你带来某种超现实的幻象,而是一种最现实感的幻象,让你真伪难辨,换句话说,你更想体验海洛因下的“现实”。他让你因冷酷、疏离而感觉更美好。《等待药头》里面有这样的描述:“过着随时享受死亡威胁的生活,与社会脱离,没有根地存活着,走上必然的自我叛逆、无法无天的旅程——只活在当下。”这是时髦的终极表现。
对很多乐手而言,海洛因就是工作药物,它不会让你对音乐的表现有多大的提高,只是比正常人多了一种疏离感的感受过程,或许一个正常人在写这样题材的歌曲不如一个有海洛因经历的人写得更逼真而已。以前乐手们总爱患感冒,他们从很冷的车里一下走到让人汗流浃背的俱乐部,演出结束后再走到很冷的外面,就会经常感冒。感冒意味着你不能唱歌,如果你还想挣钱糊口,就不能感冒。而海洛因是最好的感冒药,因为它会让你的呼吸道薄膜都干掉了,咳嗽的反射神经都压抑下去了,冷暖不知,你还感的屁冒啊。
更关键的是,海洛因是一种交流方式。一个乐队,吸食海洛因的人很容易融在一起,而不吸食的人会被孤立起来,你想混下去,就得跟大家团结一致。海洛因是这种小团体里面寻找自尊的一种方式,这和生理成瘾关系不大,而是与社会经验相关。这就是海洛因与其他毒品不同之处,它除了让你享受到某种超人的感觉之外,它还“增加”了你的社会经验,让你更成熟地处理过去看来比较棘手的事情。当然,这不是真正的经验,而是毒品效果和自身经验的混合体。可是又会有谁能很清晰地分辨出来谁是谁呢。
尼娜·西蒙说:“爵士乐不只是音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思考方式。”这是海洛因式的思考。威廉·伯罗斯说:“毒品不是兴奋剂。毒品是一种生活方式。”从某种哲学层面上讲,伯罗斯说得没错。而从某种哲学层面上讲,任何话说的都没错。你想让你的爵士乐永恒吗?只有药物能做到。同样,你常常能看到一些摇滚乐手滥用海洛因的新闻报道,甚至你会觉得他们就该使用海洛因。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这个职业可以给人带来一种捉摸不定的混合感受——成功、失败、孤独、疯狂、叛逆、享受、极端、压力、崩溃、忧郁、强大……还有哪个职业能让人体验出如此非同寻常的感受呢?只有流行音乐。流行音乐给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带来的是哈利·波特手里那只失控的魔法棒……
当然,迈尔斯·戴维斯的经历可以是一个反证,他在海洛因成瘾四年后,用12天的时间毅然戒掉海洛因。另一个成功的例子是约翰·科尔特兰,他用毅力换回了充实的生活和音乐。但是因海洛因而死的音乐家和我们每一个政府机构门前上访的人一样多。
(未完待续)
广电总急的一位司长在公开场合批评我们喜闻乐见的祖德大师,说祖德大师是害群之马,要把他清除出什么队伍。对于这样的炒作时机,祖德怎能错过。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盗林志玲之势把律师函发给了那位说话不负责任的任谦司长。公众认为祖德大师诽谤了谢晋,祖德认为任谦诽谤了祖德,究竟谁诽了谁?我认为,不会有一个明确结果。
我关心的是,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任谦的话是值得很多人警惕的。虽然这是个很小的事情,虽然跟一些娱乐圈八卦有点牵扯,显得有点低级,但事情的实质恰恰显示了另外一个问题:官员们至今还残存那种有了权力就可以胡说八道胡作非为的思维方式。
试想,如果是一个警察这么想这么做,大概就会出现一个冤狱。任谦只是站在那里说了几句,影响和后果不至于变成杨+那样的悲剧,祖德也不会拎着一把菜刀杀进广电总急。因此,我们大可把任祖之争停留在八卦层面上。可在我看来,任司长的一番话和警察手里的暴力工具没什么区别,他不过是想用另一种方式“弄死”一个人。
像任谦这样的人在政府部门比比皆是,有了一点权力认为就可以滥杀无辜。其实有很多政府部门在行使自己的权力方面已经越来越清晰了,目前最不清晰的一个是公安部门,一个是广电总急。前者我就不说了,都是明摆着的。后者一直以来就是飞扬跋扈的,因为没有真正的监督机制,他们也就从来没有这种意识。结果被人见不一定人爱的祖德大师揪住了小鸡鸡。这件事,要么任谦是祖德大师的托儿,帮祖德炒作一下;要么就是极权体制下培养出的一个合格的领导。
广电总急的领导有这种意识很正常,他们在某一个领域有绝对权力,尤其是管理的都是一些乖顺的导演,想怎么修理人家就怎么修理,在这种衙门呆时间长了,都觉得可以处理国际金融危机。所以,一张嘴就暴露了一贯的“暴力”权力意识。“不听话就弄死你”是广电总急领导们的看家本领。
这件事可怕的倒不是谢晋大师尸骨未寒就被祖德八卦,真正可怕的是那个任谦和他代表的某种思维定势。你可以批评祖德大师胡说八道,但不以为你可以滥用权力,动不动就要封杀人家。倒也是,广电总急除了封杀现在还没学会别的。
你本来只穿上了一件背心,却总以为自己隆了胸。嗯哼!
最近一段时间,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凡是跟我打交道的人都丢手机。这次南行,深圳、广州的朋友先后丢了手机。
在深圳,一个朋友带我吃饭,到了深圳书城,她突然说,手机找不到了。我拿出手机拨打她的电话,发现还是通的,看来没有落到敌人手里。于是我给手机发了一条短信:请拾到的同学给我回个电话。其实这位拾到手机的司机师傅早就给这个朋友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晚上就把手机送回去了。
广州的朋友就没那么幸运了。当她给我发完短信后,手机就丢了。因为手机比较值钱,所以至今没有下落。在北京,前段时间也有两个朋友先后丢了手机,都是跟我见完面之后。所以,我的朋友,如果你们见我之前,最好给手机上个财产保险,然后把一些肉麻暧昧的短信删掉,如果有一些艳照,也都删得一干二净,即便丢了,也不会让你变成第二个陈冠希。
这让我想起以前发生的两件事。
今年四川地震期间,有一天晚上,一个做记者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我一接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