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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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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王元化先生
» 易中天一缕心香追先哲 百年思辨忆清园 -
听翁思再说梅兰芳
» 易中天听翁思再说梅兰芳华东师大研究员、上海文新集团高级记者 翁思再先生在央视《百家讲坛》讲梅兰芳的节目，我看了，很亲切，很感动。因为我曾有幸观看梅先生的表演，亲睹大师风采。那是在1957年，梅先生率团来武汉演出，地点在武昌阅马场湖北剧场（好像汉口也有，待考）。当时我家住在大东门。从大东门到阅马场，大约一站之地。但我们排队买票用去的时间，足以在这两地之间走十几个来回。戏迷们有序地排着队，一字长蛇从售票窗口绵延而至尚未通车的长江大桥（一桥）引桥上，堪称盛况空前。
那天晚上梅先生演的是《贵妃醉酒》。爸爸、妈妈、舅舅的票，在前排。给我买的是站票，其实不站，坐在爸爸怀里，所以看得真切。看得懂吗？不懂，但入迷，喜欢看。梅先生的演出实在太好看了。动作、神态，都忘不掉。唱腔，也记得一句“那冰轮”。我的热爱京剧，大约与这次经历有关。
实际上，艺术教育之要，不在“门道”，而在“味道”。艺术欣赏之要，也不在“懂得”，而在“喜欢”。研究讲“门道”，欣赏讲“味道”。欣赏艺术，喜欢就行，干嘛非得要“懂”？动不动就拿“懂行”说事，只能把许多原本可能成为爱好者的人关在门外，并不利于艺术的发展和传播。当然，做传播的人，既懂“门道”，又懂“味道”，就更好。
翁思再先生的节目就是这样，讲演结合，声情并茂，既有“门道”，又有“味道”，让人听得入味入神。可惜不太过瘾，因为讲艺术少了点。另外，某些常识，比如“湖广韵”、“尖团音”之类，也还是介绍一下为好。所以，我们都很“思再”，也就是希望翁先生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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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柏杨
» 易中天悼念柏杨听说 柏杨先生今天凌晨仙逝，我发了很久的呆。柏杨先生名闻遐迩，著作等身，我却只读过他的《读通鉴·论历史》，即《柏杨曰》。此书给我启迪甚多，尽管我并不全部同意书中的结论。我完全赞同的，是柏杨先生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今天看历史，如果仍然采取一千多年或者三百多年前的看法，那就“无疑的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和良知的无能”。我以为此言至今仍有警世的意义。而且我相信，冥顽不化的人会越来越少，与时俱进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们伟大的民族，也一定会继续前行。柏杨先生，请放心安息吧！
易中天
2008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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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新浪网友
» 易中天我因临时另有紧急重要任务，无法做客新浪，深表歉意。 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畅谈，敬请网友原谅。 易中天 2008.04.22 -
该动真格 就动真格
» 易中天该动真格 就动真格网上说，湖南大学教授胡遂“这回可是真的生气了”。消息的来源，据说是 3月14日的《都市文化报》，记者王彬。我没有看见报纸，不敢肯定。胡遂教授是我敬重的学人，依照学术界的惯例，应该称为“先生”。胡先生是不是“真的生气了”，我不知道。但要说她会生气，我相信。祸从天降，无端受辱，栽赃诬陷于前，横加指责于后，这事搁在谁身上都得气他一气的。只不过我遇到的这种事太多，虱多不痒，债多不愁，难免麻木。胡先生冲冠一怒，拍案而起，决心将此案一查到底。我再不说两句，就未免没有人味。
要说的第一句话，是请胡先生息怒。这事在我看来，也怪也不怪。先生毕竟还有三分钟视频。我那六百万，可是连影儿都没有的事，居然编得有鼻子有眼。什么档期问题啦，什么报酬问题啦，什么时间问题啦，统统都是谎言，一句真的没有。在这条假新闻发布之前，我与湖南教育台，与“湖湘讲堂”栏目组，没有过任何联系，哪来的“细节还在商谈”、“时间可能推后”之类？真是无风也起浪。说白了，就是挖好陷阱，逼你就范，看你如何应对。不去？那好，家乡人民如此诚意你都不去，如何对得起父老乡亲？可以骂个狗血喷头。去？也好，那你就是见钱眼开，见利忘义，被人收买，也可以骂个狗血喷头。当然，我也可以去做节目而不拿钱，但马上就会有消息说“私下里的好处远远超过这个数”。你想啊，六百万真金实银，说不要就不要了，谁相信呀？看来也只有一手拿钱一手捐款。不过这也有问题。第二天，新闻就出来了。什么新闻呢？“主讲人报酬悬殊，众学者纷纷退出，湖湘讲堂面临崩盘”云云。罪魁祸首，当然还是易某人。可惜呀可惜，这帮家伙机关算尽，却没想到《百家讲坛》一直和我保持联系，新节目也一直就在策划和酝酿之中，根本就不存在与其他电视台合作的可能。果然，真消息一发布，所有准备恶炒的计划便都破产了。
不过我也有没想到的，那就是他们居然会拿胡遂先生做文章。像我这样的，原本早就是餐卓上的下酒菜，炒了也就炒了，炖了也就炖了，大萝卜不怕炒也不怕炖。胡先生招谁惹谁了？你们也要下此毒手？实在太卑鄙，太恶劣，太下流！人神共愤，佛也不容。据媒体报道，胡先生说，她已经准备好所有的材料，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这个我赞成。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二句话：支持先生查清此案！该动真格，就动真格。都像我上回似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阿弥陀佛和稀泥，岂非姑息养奸？
我要说的第三句话，是请先生不必对此案的侦破有太高期许。依我看，这不是个别人的恶作剧，而是一股恶势力的共谋。目的我不敢妄测，手段却是熟悉的，那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夸张放大，无限上纲。比如先生的节目长达320分钟，只有３分钟涉及到胡林翼所谓“风流史”；批判者的说法，却是“置其赫赫战功于不顾，尽拣些风流艳史等媚俗的‘家丑’来大肆宣扬”。这与四十多年前某些人的口气和做法，有什么两样？不过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咱也用不着生气了，是不？实际上，有此遭遇的，也非先生一人。唐浩明先生说话带湖南口音，不也被当作所谓“硬伤”大做文章吗？四十多年前全民运动“深挖细找”，找出了许多叛徒、内奸、反革命。现在又有人开始“深挖细找”，不知他们又能挖到些什么？看来有人就好这一口。这就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国民性的问题了。这可是非我辈所能为者。就说怯懦如我，大约是“惹不起，也躲不起”的。所以，只要登上讲坛，就得准备着有人来挑毛病、找岔子、泼脏水，还得准备着他们上纲上线，搞“道德逼宫”。佛云，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于是我就想，那“地狱”也未必就比某些人的“天堂”差。至少在我的“地狱”里，是不必瞻前顾后，字斟句酌，生怕说错一句半句的。
这就是我的一点感言。最后要对胡遂教授说的话是：先生保重，我们支持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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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浩然
» 易中天纪念浩然浩然先生去世了，我很难过。浩然先生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人。在那个无书可读的年月，我反复阅读的文学作品，就是浩然先生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无论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有多少不是，但浩然先生对农村和农民的情感是真实的。他的作品，充满乡土气息，贴近人民群众，全无八股腔调，至今值得学习。现在，斯人已逝，争论犹存，何妨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呜呼哀哉，我无以言，谨此纪念浩然先生。
易中天
2008年2月22日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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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重庆诉讼致媒体
» 易中天就重庆诉讼致媒体最近，有媒体希望就“重庆某公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诉易中天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一案进行采访，特声明如下：
此案已由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受理，即将开庭，相信法庭会做出公正判决。为不影响法庭正常审理，并营造和谐氛围，诉讼期间，我将不对任何媒体发表任何谈话，敬请原谅！在此期间，我将按原计划在中央电视台如期录制《百家讲坛》新节目，谢谢支持！
易中天
2008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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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拜年
» 易中天给大家拜年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易中天祝大家与时俱进步步高！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不断变新浪！ -
答出版人
» 易中天答出版人不久前，您获得了“2007年书业年度作者奖”，同时也是很多其他评选奖项的热门人物，您如何看待这些奖项？您重视它们吗？
得奖都是去年（2006年度）的事，你们这个奖是今年（2007年度）惟一的，看来出版界要比电视和报刊反应慢。哈哈，你别生气，慢有慢的好处，可以避免浮躁，是不是？现在，“浮躁”二字，可是杀人的刀子。你要受欢迎，就会有人说你和喜欢你的人“浮躁”。而且，一开始就说，事情还没完就说，也不管自己这样说浮躁不浮躁。你们晚一年来颁奖，就可以避免这一刀了，恭喜恭喜！去年得的奖杯，都放在《百家讲坛》制片人的办公室里。人家给你颁奖，是看得起你，不能给脸不兜着。搁在家里，摆出来，人家会以为你是卖奖杯的。还是荣誉归于集体的好。以后他们放不下了，我再拿回家。你问我重视不重视，告诉你吧，我去年得的一个最大的奖，是《新周刊》的“新锐人物”。这奖今年颁给“许三多”了，你最好问问“许三多”重视不重视。
在2007年书业年度颁奖晚会上，主持人问您，您觉得自己还能红多久，您当时并没有正面做出答复，现在能否请您正面应答？
我觉得现在的媒体心眼真好。当事人都不着急的事，你们急什么？
您曾在一次记者见面会上表示，“国学热”是媒体杜撰出来的，国学根本就没热过。您想传达的是什么意思？
弄清楚“国学”是什么意思，就能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国学没热起来，那么您认为现在从民间到高校，从大众到学者，对国学所表现出来的热烈关注，热的又是什么？
你说“从民间到高校，从大众到学者，都对国学表现出热烈关注”？有这事吗？拜托了！国学只要还是“学”，就不可能被大众关注，也不需要被大众关注。现在人们关注的，只不过是我们祖国的历史和我们民族的文化。历史是历史，文化是文化。研究它们的，才叫“学”。所以，关注历史、文化，不等于关注“国学”。再说，即便是关注历史文化的人，也没你们媒体说的那么多。以所谓“国学热”为靶子写的批评文章，也全都无的放矢，不靠谱。
您认为“这种热”能持续多久？
你们媒体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你管他能持续多久呢？算这日子干什么？是准备开追悼会呀，还是要提前定货买骨灰盒呀？
您说过“百家讲坛”中的故事都是“药引子”，引子不能没有，但吃药只吃药引子没用。那么是否可以把“百家讲坛”比作传统文化的“药引子”？您甘心做这个药引子吗？
我爷爷是中医，每次开药都有“生姜两片，大枣三枚”。你看我是“生姜两片”呢，还是“大枣三枚”呢？
您表示，新年里将于“百家讲坛”二次合作，是您舍不得离开这个舞台吗？能否多透露一些相关细节。
我和百家讲坛、上海文艺出版社在2008年确实将有第二次合作。合作内容仍然在中华文化的范围内，但完全不同于《品三国》，也就是不再讲历史。新节目的宗旨是寻找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这次的合作方式，是先写书，再改编成节目。全书大纲已经完成，书稿也写了许多。新节目分六个部分，每个部分六集，一共36集。计划二月下旬开始录相，六月份播出，图书的出版时间则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标题保密，以防盗版集团做假书。
您是凭借“百家讲坛”的媒体平台声名鹊起的，可是又有一些媒体给您制造了不少麻烦，您怎样看待媒体与文化名人间的关系？
借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太上知之，其次誉之，其次畏之，最次侮之。也就是说，最好是你知道有我这个人，我知道有你这张报。但你我不搭界，井水不犯河水，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其次是互相吹捧，互相表扬。再其次是你怕我，我怕你。最差的是你骂我，我骂你。我现在与媒体的关系，大约属于三等水平。媒体怕不怕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怕死他们了。又是假新闻，又是假舆论，还要追着你表态，真是惹不起也躲不起呀！
您在媒体面前，长期以来都是以金刚怒目、直话直说的形象示人。前两天，您写博客集中回复了最近媒体的一些疑问，对媒体态度明显随和很多；而在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答谢会上，您也一再表示以后要多多配合媒体的采访，主动爆料，这些是预示您要调整与媒体间的关系吗？为什么？
没有的事！我只是说，如果必须接受采访，对方又友好，考虑到现在媒体生存也不容易，我会主动爆料。主动爆料也是为自己好。你不主动爆料，他回去瞎编，岂不更糟？
媒体提及您隐退江湖的传闻，您表示：“那是媒体说的，我没说。我只是不再接受各类邀请而已，以便静下心来好好读书。”现在您已经红透半边天，最近还当选了福建省政协委员，还能保持“静下心来好好读书”的状态吗？心理上和时间上能得到保证？如何保证？
媒体的说法总是不靠谱，我在1998年就当福建省政协委员，现在已经三届，早就是“老资格”了，怎么会是“新科委员”？这与《百家讲坛》有什么关系？与“静下心来好好读书”又有什么关系？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关键在心境。风动幡动，无非心动。心不动，风动有什么用？幡动又有什么用？
您说媒体把您变得不像学者，而成为娱乐人物，但是不管您愿意不愿意，这已经成为事实，您如何应对?
需要应对吗？岂不闻古人有言：以不变应万变？
有不少网民说，嫁人要嫁易中天。您评价说，要让大家爱上一个人，就是要让这个人可爱。言下之意，您是一位“可爱”的人，可是您又多次表示自己是一位“真小人”，这两者间矛盾吗？
我说过自己是“真小人”吗？我只是说，如果万不得已，只有两个选择，那就“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前提怎么能去掉？
白衣胜雪、折扇在手，从您一贯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看，您是一位非常传统的人，同时也有人说您身上有“江湖气”，您自己怎么看自己的形象？您的气质和学养受中国诸子百家哪一家影响更大？
我有一个说法：读孔得仁，读孟得义，读老得智，读庄得慧，读墨得力行，读韩得冷眼，读荀得自强不息。先秦诸子，家家都要读。一有偏好，就会出问题。另外，读书人不能不读书，也不能只读书。我更喜欢的还是这句话：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学者也好，学术超男也罢，您表示不在乎自己的身份，那么您如何界定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角色，您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哪里？
文化传播。
您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高高的树上》，怎么您突然想到要写小说了呢？您还表示，写小说“只不过就是我初学游泳的一次练习”，是否表示你还将在文学这条路上走下去？您现在，学问也做了，普及也讲了，小说也写了，还有什么是您下一步想进行的新突破？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写了，没什么“突然想到”。既然是“学游泳”，会游就行了，没必要当运动员。以后游不游，天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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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答媒体
» 易中天新年答媒体一 关于重返讲坛
问：有媒体说，今年你将重返百家讲坛，是真的吗？
答：是。百家讲坛、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我已达成协议，2008年将有第二次合作。
问：合作内容是什么？
答：仍然在中华文化的范围内，但完全不同于《品三国》，也就是不再讲历史。新节目的宗旨是寻找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问：这么说，你将以新的面孔出现在百家讲坛？
答：是的。去年我在新浪网的获奖感言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不断变新浪。新节目在那时其实就已经有想法了。
问：你不是说要“退隐江湖”吗？
答：那是媒体说的，我没说。我只是不再接受各类邀请而已，以便静下心来好好读书。读书干什么？继续进行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问：这次的合作方式是什么？
答：先写书，再改编成节目。
问：进度和时间表呢？
答：全书大纲已经完成，书稿也写了许多。计划二月下旬开始录相，六月份播出，图书的出版时间则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
问：有多少内容？
答：新节目分六个部分，每个部分六集，一共36集。
问：标题呢？
答：保密，以防盗版集团做假书。
二 关于湖南教育台的邀请
问：有媒体说，湖南教育台出重金将你“买断”，有这事吗？
答：纯属假新闻。现在假新闻怎么这样多？湖南教育台从来就没找过我，更没有什么六百万，这不是诬蔑湖南台吗？人家节目做得好好的，招谁惹谁了？为什么要用假新闻来恶心人家？作为湖南人，我很生气！如果湖南教育台联系我，我一定建议我们两家联合起来，把这些造假新闻的媒体告上法庭。
问：但是有媒体说，这是真的。只不过，你们之间还有档期、出场费等细节问题，因此暂缓到春节以后。
答：胡说八道！再说一遍：我和湖南教育台从来就没有谈过这事，哪来的细节问题？就算今后他们来找我，也得先把造假新闻的家伙告倒再说！
三 关于“烂书榜”
问：有媒体说，你的《成都方式》被评为“十大烂书”，也有人说评上的是你和于丹的对话录，你怎么看？
答：我对各类排行榜都没有兴趣。但如果他们开颁奖晚会，我倒愿意参加。哈哈！
四 关于重庆索赔案
问：你对重庆读者把你和出版社告上法庭怎么看？
答：我们还没有接到任何有效的法律文件。
问：如果接到了呢？
答：实事求是是学者的品格，闻过则喜是圣人的修养。圣人的境界我达不到，能坚守的是实事求是。对于读者指出的问题，我们将进行专业的鉴定。确实是我们错了，一定认错、改正、道歉。不是我们的错误，也不假装谦虚。不能别人说什么就承认什么，也不能明明错了也死不认账。如果媒体能借此机会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则幸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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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辽沈晚报》王坤
» 易中天答《辽沈晚报》王坤记者：您在百家讲坛中将《汉代风云人物》，尤其是《品三国》，以通俗的说书方法讲故事,有人说您是“平民解读”，很成功，在复旦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帝国的终结》书中，您承续了生动、风趣的风格，但这次给我的感觉不同，因为您在讲述一个“帝国”终结的历史和命运，那么分析和总结的内容会更多些，为什么您还要坚守将深刻内容像说故事一样的语言表达出来？您怎么看待？
答：谢谢你的提问，也很敬佩你的敏锐和深刻。现在像你这样敏锐深刻的记者不多了，他们更喜欢八卦问题。的确，《帝国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和我以前的书不太一样。我写过一些历史方面的书，比如《品人录》、《品三国》、《帝国的惆怅》（以下简称《惆怅》）。这些书，都是要讲故事的。《品三国》讲得多一些，《品人录》和《惆怅》讲得少一些，《终结》却基本上不讲故事，只讲道理。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不过你也看出了它们的联系，而且用了“像说故事一样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表述，很高明。其实在我看来，讲故事也好，讲道理也好，都是“讲”，也都要思考一个“为什么讲”和“对谁讲”的问题。这就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讲给圈子里的人听，甚至自说自话，我称之为“卡拉OK”。另一种是讲给大家，讲给尽可能多的人听，这就得“开演唱会”。学术界有不少人是喜欢唱“卡拉OK”的，这是他们的自由，我管不着，也不反对。但我自己，则是喜欢“开演唱会”的。因为我的工作主要是传播。传播，就必须让尽可能多的人接受。所以，尽管是讲道理，也得用讲故事的语言。这就叫“事不同而理同”。总之，做传播，必须把观众和读者放在首位。所以，我和《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一起总结了十二个字：喜欢听，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记者：正如您曾说，“帝国”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您讲述了帝国中央集权、伦理治国和官员代理三大特征。但事情有两面性，这些又恰是将帝国推向覆灭的深刻根源，我可以对您书中的分析做这样的理解吗？您每一章节中都从“存在”开始，又以“代价”、“坟墓”收场，就像您说帝国从建立开始就埋下了灭亡的隐患、“帝国是自己把自己杀死的”的一样，您的书好像有隐藏着这样的一个表达的逻辑，是吗？
答：是这样。我要表达的，正是这样一个逻辑。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从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帝国制度存在了二千多年，难道没有合理性？但是，武昌首义一声枪响，就土崩瓦解，再也翻不过身来，难道没有必然性？曾经合理的东西变得不可救药，这里面一定有原因。而且，这个原因，也一定是它自身的。
记者：我喜欢您的这样一句话：“历史确实可以酿酒。历史就是让人说的东西。说的过程就是发酵的过程。至于酿成什么，一看目的，二看手艺，三看运气。”您觉得《帝国的终结》您侧重表达的是历史事实，还是对历史的言说和总结？您最想通过这本书传达出怎样的观点和目的？您曾说“从历史中做理性的反省”，这次该是怎样的反省？
答：所谓“理性的反省”，其实就是不要情绪化。这也是学人与文人的区别。文人是比较容易情绪化的。情绪一激动，就不讲道理了，也不讲史实了。学人则不同。他不能因为自己的好恶而任意褒贬，反倒应该进行理性的分析，即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就要“批判”。批判，就是弄清楚事物“是否可能”和“怎样可能”。具体到帝国制度，借用你的话说，就是它为什么会从“存在”开始，又以“代价”、“坟墓”收场？它又是怎样从“存在”开始，然后以“代价”、“坟墓”收场的？这就是本书副标题《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中“批判”一词的含意。
记者：您在论述时，旁征博引，运用了很多资料，历史的、文化的、文学的，比如您单在说秦时就对贾谊的《过秦论》、杜牧的《阿房宫赋》、柳宗元的《封建论》和苏辙的《六国论》等前人的大量政论进行了分析，而这些政论在在后人的理解中，在阐述历史方面并不十分充分，您从学术的角度怎么看这些资料？
答：这些政论的文学性确实很强，因此有可能“因文害辞，因辞害义”。比如《过秦论》中关于秦与六国战争的描述，显然是浓缩了历史，也不乏夸张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资料是靠不住的。历史并非只有史实和史料，还有史感。在我看来，史感至少比史料重要。没有史感的历史著作，实际上是没有灵魂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能钻牛角尖。比如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说梯也尔他们“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你就不能去考证是不是连“一秒钟的犹豫也没有”。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描述历史是否文学化，也不在于阐述历史是否充分，而在于这种历史感是否准确。这是要考水平的。
《帝国的终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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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终结》片断二
» 易中天王朝的气数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到公元1911年清朝廷交出政权，二千一百年间，中华大地上建立了大大小小数十个王朝。这些王朝，大体上都实行了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那么，它们的命运如何呢？或者说，帝国的历史如何呢？
让我们做一个回顾。
如果以所谓“五代十国”为界，帝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齐，到公元907年朱全忠（又叫朱温、朱晃）灭唐，共1128年，是为上半段。从这一年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共1004年，是为下半段。上下两段的年头，只差一百二十多年，大体上还是对称的，堪称“上下两千年”。
上下两段的结构也很对称。上半段有四个统一的王朝，即秦、汉、隋、唐。下半段也有四个统一的王朝，即宋、元、明、清。上半段的秦汉与隋唐之间，夹了个半统一的魏晋南北朝；上下两段之间，则夹了个半统一的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在帝国史上是个异类──中原五个汉胡杂鞣的小朝廷，周边十个不成体统的小帝国（实为王国），就像五道热菜加十个冷盘。中原那五个小朝廷，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国号都有个“后”字：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之所以叫“后”，是因为此前已经有过梁、唐、晋、汉、周了。可见这些立国的武夫，是一点创造性都没有的。周边十个小王国，吴（扬州）、南唐（金陵）、前蜀（成都）、后蜀（成都）、吴越（杭州）、楚（长沙）、闽（福州）、南汉（广州）、南平（江陵）、北汉（太原），就更是七零八落可怜兮兮，而且前前后后此起彼伏，简直就是一场闹剧。这些小朝廷的寿命也很短：后梁17年，后唐14年，后晋12年，后汉5年，后周10年，十分短命。十国的历史长一点：吴46年，南唐39年，前蜀35年，后蜀40年，吴越86年，楚56年，闽53年，南汉67年，南平57年，北汉29年。但这些小国不过割据一方，苟延残喘，并不能算数。而且，按照“正统”的计算方法，整个五代十国总共只有53年，因此我们宁肯把它看作帝国史上的一个小插曲。
由这个小插曲分隔开来的帝国历史上下段也十分有趣。上半段四个王朝，隋唐是秦汉的翻版；下半段四个王朝，明清是宋元的翻版；而下半段中的宋，又可以看作是上半段中晋的翻版。晋和宋，都是后来只剩下半壁江山，只不过一个是东西（西晋东晋），一个是南北（北宋南宋）。甚至就连他们夺取政权的方式都一模一样。晋武帝司马炎是向十五岁的少年皇帝曹奂（魏元帝）逼宫，宋太祖赵匡胤则是向七岁的娃娃皇帝柴宗训（周恭帝）夺权。他们都是“篡”，都是“谋逆”，都是宫廷政变，都是欺负孤儿寡母，或者说，都是使用“非武力手段”。不过，司马炎虽然轻而易举地夺了人家的江山，却没安排好自家的事务，结果晋成了一个既短命又分裂的王朝。中国历史上有短命的王朝（秦15年，隋37年），也有分裂的王朝（宋）。但秦和隋虽然短命却不分裂，宋虽然分裂却不短命（319年，仅次于汉），短命又分裂就只有晋。晋虽然说起来也有155年，但正儿八经算是个统一王朝的，也就是从公元280年武帝灭吴，到公元291年八王之乱这10年，以后就是自相残杀、抱残守缺和坐以待毙，黄仁宇先生便认为它“始终不是一个正规的朝代”（《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我们也主张把它看作魏晋南北朝这个特殊时期的组成部分。
其余八个统一的王朝，又可分为四个阶段。秦汉为第一阶段，隋唐为第二阶段，宋元为第三阶段，明清为第四阶段。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是同一种模式，即前面一个较长时间的动乱状态（春秋战国501年，魏晋南北朝369年），后面一个虽然短促却具有开创意义的王朝（秦15年，隋37年），然后是一个强大的、兴盛的王朝（汉426年，唐289年）。而且，这两个强大兴盛的王朝又都曾断裂过一次。汉当中插入了一个不怎么算数的王朝，即王莽的“新”，并被明确地分为西汉和东汉。唐则插入了一个更不算数的王朝，即武则天的“周”。不过，唐虽然没有被分成什么“西唐”、“东唐”，或者“北唐”、“南唐”（历史上那个“南唐”是另一回事），但许多学者都认为，以“安史之乱”为界，初唐、盛唐，与中唐、晚唐，实为两截。如此，则帝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就完全是一个模式了。
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则同为另一种模式，即都是前面一个汉族王朝，后面一个少数民族王朝。赵宋（319年）的后面是孛儿只斤氏的元（97年），朱明（276年）的后面是爱新觉罗氏的清（267年）。汉、唐、宋、明，这四大帝国，前两个主要亡于内乱，后两个主要亡于外侵。当然，汉唐末年，外族也趁火打劫；宋明末年，内乱也烽烟四起。结果，北方的两个少数民族武装乘虚而入，颠覆了汉族政权。
帝国的历史，大抵如此。
这是一个帝国制度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它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秦创郡县制，汉因之；隋创科举制，唐因之；宋创文官制（文臣将兵制），明因之；明创阁臣制，清因之。然而越是集权，就越是糟糕。帝国历史的后半段，完全不能和前半段相比。宋是丧权辱国，元是天怒人怨，明是萎靡不振，清是死气沉沉。所谓“康雍乾盛世”，不过帝国制度彻底毁灭前的回光返照，论气度，论胸襟，论精神，均不能与“汉唐气象”相提并论。因此这又是一个由强到弱、由盛到衰的过程。以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为标志，是“积强”。强到不能再强，崩溃。以澶渊之盟和辛丑条约为标志，是“积弱”。弱到不能再弱，瓦解（请参看本书第五章）。前面四个王朝（秦、汉、隋、唐），是自己把自己打死；后面四个王朝（宋、元、明、清），是自己把自己闷死。总之，帝国制度越是完善，越是成熟，越是精细齐备，就越是走向死亡。
实际上帝国早就该死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它就事实上不再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后来那些“发明创造”，都不过雕虫小技。之所以还出现了一个“大唐盛世”，只因为汉唐之间有一个369年的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帝国史上一次极大的反常。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东汉帝国的大厦在宫廷政变和军阀混战中轰然倒塌，然后是一系列的王朝更替和外族入侵，刀光剑影天翻地覆，城头变幻大王旗。在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少数民族枭雄相继问鼎中原，不断建立起五花八门历时极短、带有部落制和奴隶制色彩的新政权。中原地区汉胡杂处，比例倒挂。少数民族逐渐汉化，汉民族同时也在不断“胡化”。在南方，庄园坞堡林立，豪雄拥兵自强，失去土地和中央政权保护的自耕农，纷纷投靠豪门，成为国家编户齐民以外的“部曲”和“荫户”，地主经济退化为领主经济。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动荡不安。朝代迭次更替，政局极不稳定，唯一的统一王朝西晋，竟然重新实行“封建制”。晋武帝司马炎在公元277年大封宗室子弟为王公、郡公、郡侯、县王，而且有职有权，可以管理境内的民政、财政和军政，封国多达二十一个。前有三国鼎立，后有六朝更迭，整个魏晋南北朝，变成了春秋战国的汉胡杂鞣版。
然而，这个中国历史上国家最分裂、局势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却又是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期。唯我独尊的儒学摇摇欲坠，异端邪说反倒风靡一时。六经注我取代了寻章摘句，标新立异压倒了因循守旧，离经叛道成为学界时尚。在统治阶级无法进行强有力钳制和束缚的情况下，“家弃章句，人重异术”（《宋书·臧焘传》），论辩成风，“是非蜂起”（刘伶《酒德颂》）。以玄学怀疑论为哲学前导，印度佛教文化为助燃剂，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席卷全国，魏晋南北朝成了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想文化的丰收期。
这就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唐帝国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以“儒道释并存”的“三教合流”替代了“独尊儒术”，以“胡汉一体”的“对外开放”取代了“故步自封”。只要看看盛唐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就知道。他们一则诗仙（道），一则诗圣（儒），一则诗佛（释），缺一而不成其为盛唐。可见只有开放的胸襟，才有辉煌的文化。
然而，等到宋明理学来重振儒学时，帝国就不可救药了。本书无意评价宋明理学，也不认为它们就一无是处。事实上，问题并不在儒学是好是坏是对是错，而在于再好的思想一旦独尊，都必然僵化。国家的统一不等于思想的一统。统一而不一统，则兴，盛唐是证明。统一而又一统，则亡，东汉是证明。如果冥顽不化地一定要坚持一统，那就最终只能以自杀的方式来激活生命力和创造力，魏晋南北朝是证明。
与思想禁锢相同步的是皇权的加强，始作俑者则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西汉初年，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大体上有一个分工。国家元首是皇帝，政府首脑是宰相。皇帝所在曰宫，宰相所在曰府。皇宫相府，各司其职。皇帝代表国家的统一和主权，有如董事长；宰相负责行政、军事、监察的具体事务，有如总经理。这原本是帝国时代最好的制度，却被汉武帝破坏。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在皇宫之内另立“内朝”，以大将军统之，宰相（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所在的相府则变成了“外朝”，等于一个国家有两个政府。此例一开，后患无穷。以后只要皇帝强势，就会破坏制度，侵夺相权。明的“内阁”，清的“军机”，不过是汉武帝“内朝”的翻版。然而汉武帝另设“内朝”，还只是一个公司任命了两个总经理。明清两代的做法，却是皇帝一个人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帝国大厦独木难支，它能不江河日下吗？
实际上自盛唐以后，帝国制度就风光不再。之所以还能绵延不尽，除了我们民族一时半会还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外，少数民族的不断输血也是一个原因。五代输一次，元输一次，清又输一次。每输一次血，民族精神就被激活一回。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些被称作“胡人”、“番邦”的少数民族，帝国的前途会是怎样？我想也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像玛雅帝国那样彻底毁灭，另一种就是在死气沉沉中慢慢烂掉。不过，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事实上最后的结果也是糜烂。大清帝国的最后100年，仍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内外交困。他们自己就是“胡人”，不能指望再有“胡人”来帮助。更何况，这一回来打咱们的，是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俄罗斯人和日本人。他们虽然比“夷狄”还要“夷狄”，却已经不再是“蛮族”，而是“列强”。这回，轮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跑到西边去打猎（两宫西狩）了，和当年唐玄宗的仓皇出逃一模一样。
王朝气数，何以如此？
看来，我们还必须对帝国制度作进一步的分析，看看帝国是怎样一天天烂下去的。
摘自《帝国的终结》 第二章 -
《帝国的终结》片断（一）
» 易中天集权是一种必然过去人类社会的全部政治制度史，就是人们凭借和依仗某种力量来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历史，也是人类转换凭借依仗力量、调整支配分配方案的历史。实际上，对于如何支配资源、分配财富，人类进行了各种尝试，探索了许多方案。比方说，根据武力的强弱、资金的多少，或者权力的大小，来决定相互的关系和各自的配额。这就形成了三种社会类型，即武力社会、财力社会和权力社会。部落是比较典型的武力社会，城邦是不太成熟的财力社会，邦国则是尚待完成的权力社会。邦国的特点，是半武力半权力，并由武力过渡和转化为权力，或者说借助武力获得权力。因此，邦国必将发展为帝国。帝国，是权力社会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它的特点，就是集权。
这是一种必然。
众所周知，制度是历史地形成的，而“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又“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资源稀缺、财富不多、族群较小的情况下，仅有的一点生活资料主要靠自然法则来分配。比如在摩尔根和恩格斯所说的蒙昧时代，也包括野蛮时代前期，猎物和谷类基本上由族群的成员共享。但如果入不敷出生存困难，则年老体弱者就将被淘汰出局。他们将被分配到较少的食物，被杀死或令其自杀，甚至被吃掉。因此，即便在这种自然法则中，我们仍可以感到某种力量的存在，比如风俗的力量，习惯的力量，自然的力量。
毫无疑问，这三种力量，只可能在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前期发挥主导作用。到野蛮时代后期，人类已经掌握了制陶、养植和金属加工的技术，社会财富空前增长，社会需求也空前增加。这时，风俗的、习惯的、自然的力量已不足左右社会，也就必须让位于另一种力量，即“武装的力量”。事实上，野蛮时代部落之间的战争是没有休止的，能够成为一名战士也极其光荣。那时，一个人，如果战功显赫，他就会得到部落的奖赏和女人的欢心；而一个部落如果足够强大，它就会吞并其他部落。这种吞并开始是在小范围内局部地发生，即就近吞并。这就是柳宗元所说的“近者聚而为群”（《封建论》）。吞并的结果，是小部落变成了大部落。大部落之间也要互相吞并。如果吞并不了，或者要共同对付更大的部落，它们就会组成部落联盟，以武力最强大的部落为领袖，这就是“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各部落首领听命于最强大部落的首领）。
在这里，“听命”二字至关重要。它说明什么呢？说明部落联盟的领袖已经主要靠行使权力来管理社会了，尽管这权力是依靠武力来获得、来支持的。但不管怎么说，武力已经开始向权力转化，这就为过渡到权力社会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战争的结果，一方面是资源和财富逐渐集中在某个特别有武力的个人或集团手中；另一方面，这个或这些特别有武力的个人或集团，又会同时把自己从武力集团转变为权力集团。因此，当某一集团（比如秦国）的武力大到天下无敌的时候，武力社会就必然会过渡到权力社会，由初级形态的国家（邦国）变为成熟形态的国家（帝国）。正因为如此，权力社会的统治集团无不把建立和掌握军队当作头等大事。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凭借武力夺取的，也很容易被别人用武力夺去。
只有希腊是一个例外。希腊人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也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从野蛮到文明，从武力社会到非武力社会的演变过程。不同的是，希腊人没有把自己的社会变成权力社会，而是变成了财力社会。这些北方来的高大白皙的雅利安人原本是蛮族。当他们移民到希腊半岛时，就像范缜所说的落花，有的落在了枕席上，有的落在了茅厕里。那些落脚之处土地肥沃的，就一直务农下去，并建立起“半权力社会”。这就是斯巴达。土壤贫瘠的，则改事航海、殖民和经商，并建立起“半财力社会”。这就是雅典。财力社会以市场经济为基础，遵循的是市场规律，讲究“契约面前人人平等”，并由此产生出既保护又约束全体公民的“全民公约”或“社会契约”──法律。在法律面前，就像在契约面前一样，是人人平等的。因为人人平等，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也因此，财力社会与专制或集权不相容。还因为此，民主与共和只能产生于财力社会，即只能产生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其他国家（武力社会或权力社会）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民主与共和制度，只能从商业国家输入，或向商业国家学习。
诚然，民主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制度。雅典城邦公民投票处死苏格拉底，就是民主制度史上的耻辱和污点。但这些缺憾是可以修正的，民主也至少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制度。同样，财力社会也不一定就比武力社会和权力社会美好。武力社会的英雄气概和权力社会的温文尔雅，在财力社会很可能会被代之以恩格斯所谓“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代之以寡廉鲜耻的自私自利和背信弃义。资本控制的社会甚至有可能走向专制。如果资本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或某个集团手中，就会造成垄断，正如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或某个集团手中就会造成独裁一样。垄断和独裁，是财力社会和权力社会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
这就需要警惕，而财力社会（即市场经济社会）的态度是旗帜鲜明地反垄断、反独裁。因为垄断也好，独裁也好，都与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本性格格不入。对于商业社会来说，没有什么比经济自由更重要。经济的自由，正是其生命的活力之源。然而市场一旦被垄断，竞争就不再自由；而竞争不再自由，社会就会变成一潭死水。因此，资本主义各国一定要制定诸如《反垄断法》之类的法律，来确保自己的生命活力不被窒息。
非市场经济社会的情况则又不同。
非市场经济的社会也有两种，即权力社会和武力社会。游牧民族是比较钟情于武力的。靠着武力，他们往往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但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如果像成吉思汗那样“只识弯弓射大雕”，建立了政权，也不可能长治久安。这就要向精于此道者学习。学得好的，就呆下去（比如清）；学得差的，就呆不长（比如元）。
擅长建立稳固政权的只能是农业民族。农业生产需要精耕细作，需要耐心等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过多地使用武力显然于农耕不利。春秋战国时代，甚至有秋季才能出兵的规矩（帝国时代则演变为秋季处决人犯的惯例）。这正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和限制使用武力（秋后粮饷较足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农业民族更热衷的是权力而非武力。权力的滥用虽然也会造成对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的破坏，但其破坏力显然小于武力的横行。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别无选择的前提下，农业民族 宁要暴君，不要暴民；宁肯臣服于皇帝，也不愿依附于流寇。只有当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揭竿而起。但在这时，他们是把起义领袖视为“真命天子”的，而且希望这些领袖一旦打下了江山，就立即放下屠刀，拿起权杖。也就是说，农业民族的选择，是建立权力社会。
然而不幸的是，权力社会原本来自武力社会，权力集团也必定产生于武力集团。即便是那些依靠“和平手段”夺得江山者，比如曹氏父子（魏）、司马家族（晋）、赵匡胤兄弟（宋），哪一个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为坚强后盾，又哪一个不是军阀？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权力社会很容易变成集权社会。因为对于战争的胜利而言，集权是必须的。如果一个部落或民族长期使用武力，那它就必定集权，甚至会产生专制和独裁。当然，集权未必专制，专制也未必独裁。比如唐代制度规定，皇帝的旨意，必须得到宰相议事机构──政事堂会议的认可方能生效，就不独裁。但不管怎么说，集权则是必须的。
好在这并不成问题，因为农业民族对集权有一种渴望。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说，他们是由许多单个马铃薯集合而成的“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因此，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只能由我们这样的农业民族发明出来。或者说，当农业民族进入到文明时代时，他们一定会建立一个权力社会，甚至集权社会。
从武力社会过渡到权力社会，这是一个进步，因为社会运作的成本明显降低了。过去，为了支配资源，分配财富，必须付出血的代价，正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这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无疑巨大的灾难。现在，“硬打拼”变成了“软着陆”。只要一声号令，一道文书，便可令行禁止，岂不是节约？节约下来的人力物力可以用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人民群众也可以安居乐业，岂非进步？
所以，帝国制度建立之初，不但统治阶级意气风发，以为是替天行道，就连被统治阶级也额手称庆，欢欣鼓舞。按照贾谊《过秦论》的说法，秦始皇“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建立起自己中央集权的王朝时，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反抗。相反，那些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都真心拥护新的政权（天下之士斐然向风），并对它抱有极大希望（莫不虚心而仰上）。这应该说是一个事实，因为民众总算不会动不动就被砍掉脑袋了。“元元之民”既然能“安其性命”，自然感恩戴德，山呼万岁。实际上，大秦帝国过早灭亡的原因之一也正在这里──他们还没有学会正确和娴熟地使用权力。权力是一种“非典型暴力”，然而始皇和二世却把它当作典型暴力（武力）来使用，岂有不亡之理？
秦虽二世而亡，汉却继承了秦的事业并获得成功。这说明集权和统一是当时历史的要求，秦与汉则不过充当了历史要求的执行者。事实上，仅是水灾和饥馑，就要逼出一个中央集权来。那时割据的诸侯，除秦国以外，几乎无不以邻为壑，比如修筑不利于他国的堤坝，在灾年禁止谷米的流通。公元前332年，赵国与齐魏作战时，竟然将黄河决堤以浸淹对方，受苦受难的只能是贫苦无告的民众。天灾加上人祸，如再不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集天下之权，那可真是民不聊生！事实上，秦始皇就宣称自己的功劳是“隳坏城郭”和“夷去险阻”，即国内不再设防，粮食全部流通。可见集权一事，在当时还真是一个福音。
更何况，那时也没有别的路好走。封建制度（邦国制度）已弊端尽显，民主制度（城邦制度）又闻所未闻，除了走向集权，又能如何呢？
现在需要的，只是为它找到一种形式，并使之制度化。
于是，帝国被发明了出来。
摘自《帝国的终结》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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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与成都方式
» 易中天中国道路与成都方式──答《南方都市报》田志凌
问：最近，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你的一本新书，叫《成都方式》。请问，你说的“成都方式”究竟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是要解释一下。因为人们很容易想当然，以为是讲成都人的生活方式，比如休闲、打麻将什么的。其实所谓“成都方式”，讲的是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一种探索。探索什么？探索怎么走中国道路，探索走这条道路的方式。所以它有一个副标题，叫“破解城乡改革难题的观察与思考”。这样一种探索，许多地方都在做，不是只有成都，也不意味着成都就一定做得最好。只不过我碰巧在成都看到了，就用“成都”来命名，它其实只是一个符号。这点说明，请你们发表时一定不要删掉。这是第一点。
问：第二点呢？
答：第二点，就是要弄清楚“成都方式”，还得先说“中国道路”。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一个时代，一个世界各国各民族关起门来自己探索发展道路的时代。也就是说，一战以后，任何国家和民族要想发展，都得考虑世界格局和国际背景。何况在此之前，我们的国门已经被强行打开。你想不看别人，也不行了。结果是什么呢？是出现了两条道路，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二战以后呢，又出现了两个阵营。两条道路，两个阵营，各有一个“共识”，这就是“莫斯科共识”和“华盛顿共识”。这样一路走来，还不到上个世纪末，问题就出来了──先是“莫斯科共识”破产，苏联也解体了。然后是“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国家推行失败，其实也破产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由于一国有一国之国情，因此每个国家都只能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根本就不存在通行通用于世界各国的所谓“共识”。
问：但你刚才说，任何国家和民族要想发展，都得考虑世界格局。
答：是的。但考虑世界格局，不等于照搬他国模式。二十世纪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就是八个字──世界格局，本国道路。既然是“本国道路”，当然也就不要什么“共识”了。
问：莫斯科共识和华盛顿共识，都不行吗？
答：都不行。其实你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表述，话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中国特色，就是“非莫斯科共识”，也就是不要苏联那一套；社会主义，则是“非华盛顿共识”，也就是不要美国那一套。要什么呢？也就是四个字──中国道路。
问：这与“成都方式”有什么关系？
答：关系很大。因为“走什么路”的问题解决以后，还有一个“怎么走”的问题。“成都方式”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必须回答。因为你确定了道路，不会走，也不行。这个问题也不好回答。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没人走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更没有现成的方式可以照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问：为什么是成都来回答这个问题呢？
答：不是成都来回答。或者说，不是只有成都在回答，应该说全国各地都在回答。包括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更包括广大人民群众，都在回答。实际上，这是一个只有全体中国人民才能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只有不断探索，包括不断试错和纠错才能回答的问题，必须大家来做。可以这么说：中央决定道路，地方探索方式，成都是其中的一员。
问：成都回答了这个问题吗？
答：只能说正在回答，并非就给出了什么“标准答案”。
问：但是你却提出了“成都方式”的概念，不觉得匆忙草率吗？
答：我这样说，只是想肯定这种探索，何况他们还真摸到了石头。比方说，一，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二，试行开放三会、全委票决、公推直选、民主测评，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三，改革投资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不正是中央要求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吗？其中体现出来的科学、民主、法治精神，不也正是全人类的普适价值吗？
问：你刚才还说不要共识，怎么又提出“普适价值”？
答：不是简单地、一概而论地不要“共识”，只是不要道路层面的所谓“共识”，也就是坚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同时，各地方党委和政府，也都要探索走中国道路的适当方式。道路决定方式，方式是操作层面的，服从、服务于道路的。至于科学、民主、法治，则不但是全世界的普适价值，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因为中国道路是在世界格局中形成的。中国同世界各国一样，也是要走向繁荣富强和现代文明的。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应该是“世界格局，中国道路，各地方式，普适价值”。
问：既然你认为“成都方式”体现了普适价值，那么，作为西南地区的一个案例，它对全国的农村改革有借鉴意义吗？
答：那就看你怎么借鉴了。照搬，肯定是不行的。这也正是我强调“方式”，拒绝“模式”的原因之一。就是怕有人生搬硬套啊！其实“中国道路”也好，“成都方式”也好，都贯穿了一个精神──实事求是。具体地说，就是要因地制宜。各国要探索各国的道路，各地也要探索各地的方式，不要搞大一统，不要搞一刀切。只要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符合中国道路的方向，适合本地的情况，就是好的方式。
问：作为一个谈文论史讲三国的人文学者，你为什么突然对三农问题感兴趣，还深入成都基层做了一番调查？
答：去成都是在讲三国之前，再说也没人规定我只能讲三国吧？我这人做事，常常是凭兴趣。“流寇”作风嘛，兴之所至而已，没那么多为什么。其实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可以说，只要关心中国，关心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就不能不多少关心一下农业、农村、农民。当然，像我这样的“非专业人士”，“深入研究”是不可能的，只能“蜻蜓点水”。不过在水面“点”一下，也多少知道一点水的冷暖和深浅。这种感觉，比不上水里的鸭子和鱼，但要比站在树上唱高调的真实得多。
问：你写过《读城记》，对于城市自然很熟悉，但农村应该是你不熟悉的领域吧？能否讲讲你跟农村的渊源，你对三农问题之前的了解是怎样的？
答：其实就连城市，也不敢说熟悉，农村当然就更不熟悉，对三农问题的了解也很肤浅。但我好歹下过乡，务过农，种过地，接触过农民，还不算一无所知。至少，我知道干农活很累，当农民很苦，农民进城有时候会受歧视，受欺负。我自己在农场的时候，就曾经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听说成都搞“城乡一体化”，我就非常赞成。因为他们的想法，是要打破“城乡二元对立”，把城市和农村看作一个整体来同步发展，共同繁荣，这不是很好吗？将心比心，如果我是农民，想到自己也能和城里人一样，享受同等“国民待遇”，不高兴吗？
问：但在写作《成都方式》时，你虽然采访了很多基层干部，却并没有去接触农民，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是不是？
答：是。这是一个缺憾。
问：以后还会补齐这一部分吗？
答：补不齐了！实事求是的说，你看我现在这副样子，做得到吗？
问：这会不会有只听一面之词的嫌疑？
答：当然！我这本书，讲得很清楚，本来就是“一面之词”，没让你当“全面之词”来看！但“一面之词”也是“词”吧？这就好比盲人摸象，你只能说他不“全面”，不能说他不“真实”，他摸到的还是“象”嘛！怎么看，你自己不会想？
问：为什么不能全面一些呢？
答：因为事实上做不到！你想，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境遇，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你怎么能保证某个人所说就一定能够代表大家？你又不能把所有的农民都问一遍！就连干部，也问不全。
问：既然反正问不全，为什么只问干部呢？也可以是部分农民的“一面之词”呀！
答：你说得对！但对同一个课题，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也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点。在操作层面上，必须考虑可能性的问题。我当时想做也能做的，就是把成都官员的想法、说法、做法、看法都记录下来，摸清楚他们的思路，供其他地方的党委和政府参考。一个人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我能做的就这么一点点。因此我很希望有人把这个题目做下去，而且最好反过来，只访问农民，不访问官员。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摸象”的人多了，你摸一部分，我摸一部分，所有的印象加起来，也就接近“全象”了。
问：在《成都方式》中，你过了一把记者瘾，与很多基层官员面对面采访。你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和想法去面对这些官员的？他们给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答：实话实说，这种采访在我是头一回。开始的时候，也没打算能问出多少名堂来，也就是随便问问看。反正我原本是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既没人给我派任务，也不存在交不交得了差的问题，不行就撤嘛！所以我去访谈时，是比较放松的，还常常忍不住调侃几句。那些被访问的官员，也都轻松自如，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实际上每次访谈前，我都会约法三章：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他们的反应，则往往只有一个要求：说四川话行不行？当然行！结果我们的访谈，有时就像拉家常。这种风格，我已经尽可能地保留在书中了。我这样做，也是想传达一个观念：不要把官员“神秘化”，也不要把他们“妖魔化”。大家都是人。只要平等相待，也就都说人话，都办人事。
问：你并非历史学者，但你讲了三国，别人说你不务正业；现在你又讲到农村改革和三农问题，从你的专业来看，这更加“离题万里”。不怕别人说吗？
答：笑话！别人说什么，我都得管、都得听吗？那就别活了。更何况，他们说这活，过脑子了吗？请问什么叫“正业”？城乡改革，三农问题，如果不是“正业”，那是什么？邪业？歪业？还是副业？拜托了，我这只能叫“不务专业”，不能叫“不务正业”！
问：但毕竟术业有专攻，你觉得自己能掌握这些专业之外的东西吗？
答：没说掌握了呀！我这不是老老实实记录人家怎么说，自己尽可能少说、不说吗？没冒充什么“三农专家”呀！当然，书里面也有我的一些看法，那也不过是一孔之见罢了。但正如“一面之词”也是词，“一孔之见”也是见嘛！
问：会不会担心又引来三农专家的批评？
答：你们媒体怎么总喜欢问这种问题？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些人很脆弱呀？实话告诉你吧，最好有人批评。批评，说明关注。关注的人多了，农业、农村、农民状况的改善就会更有希望。只要能够实现这个目的，就算把我的说法全都否定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问：以后还会继续关注和研究这个（农村改革）问题吗？
答：暂时不会了。
问：这本书的出版，你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作用？会不会成为农村基层干部的教材？
答：没想过。你觉得这样一本外行的书也能做教材？
问：“三国”讲完了，农村问题也研究了，能否透露下一步你打算做什么？
答：休息。顺便说一句，除兑现以往的承诺外，我已经不再接受全国各地诸如演讲之类的各种邀请了，要静下心来读点书，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拜托你们也给大家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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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诸葛亮“依法治国”答网友
» 易中天就诸葛亮“依法治国”答网友非常感谢网友“何处清净天”的提醒，“法治”与“法制”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如果我在某个地方搞混了，请明确指出，以便改正。不过我还要多说一句：“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法治国”是真正的、严格意义上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它要求：一，所有的“法”，都只能是全体公民的“约法”（全民约法或社会契约）；二，约法的目的，首先是保证公民的权利（是“权利”，不是“权力”）；三，约法成立之后，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此法之上，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一种“法治”，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不可能有的。因为：一，中国古代社会所有的“法”，都是统治阶级制定的“王法”，不是全体公民的“约法”；二，他们立法的目的，首先是保证帝王的“权力”，而不是公民的“权利”（何况中国古代也没有“公民”，只有“臣民”）；三，在执行“王法”的过程中，君与臣、官与民，甚至父与子、兄与弟，他们享受的待遇都是不同的，“法办”皇帝就更不可能，谈不上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历史与文化之局限，没有人能够超越，诸葛亮也不例外（比方说他连法正都“法办”不了）。所以，我只会说诸葛亮“依法治国”，不会说他“以法治国”，“何处清净天”网友怕是搞错了。
但是，诸葛亮能够“依法治国”，已经十分了不起。因为在那个本质上“非法治”的时代，就连这一点也往往做不到。诸葛亮却不但做到了，还做得非常好，陈寿的说法是“用心平而劝诫明”。“用心平”就是公平，“劝诫明”就是公开。公平、公开，也就公正。这是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必须高度评价，充分肯定。至于其中的问题，我在书中和节目中都有交代，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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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百家讲坛（三）
» 易中天我看百家讲坛（三）五 我们应该怎样走上讲坛
事情其实很简单。
前面说过，所谓“修理”，所谓“魔鬼的床”，说白了，不过是帮助一部分愿意上讲坛的学者，从“做学问的”变成“做电视的”，从“学术人”变成“电视人”。这个弯，转得可不小。前面也说过，有学问不等于会写作，会写作不等于会上课，会上课不等于会做电视。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不会做电视，不做就是。他还可以上课、写作、做点别的，比如古籍整理、校注点评之类。按照传统观念，这还是“主流”。我要问的是：一个愿意在研究之余也做点传播，而且被栏目组看好，认为可以上《百家讲坛》的学者，为什么会“不能修理”，或者在“修理”之后仍然不尽人意？我认为，就因为大家的头上，都悬着一柄随时可能掉下来的利剑。这就是马瑞芳问魏学来的那句话：“照你说的这样讲，还有学问吗？”
学问，是学者上电视的最大障碍。
这是一个悖论，也是这个栏目及其主讲人的困境所在。作为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百家讲坛》不能“不讲学问”，又不能“只讲学问”。“只讲学问”，就不是电视节目；“不讲学问”，就不是《百家讲坛》。因此，它的主讲人，就既不能“没有学问”，又不能“太有学问”。或者说得透彻一点，就是你即便“满腹经纶”，也不能表现出来。这就太难了。因为一个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就在于他有学问。有学问而不表现出来，则等于没有。没有了学问，那他还是学者吗？不是学者，上《百家讲坛》干什么？到《欢乐世界》去吧！大家想想，这是不是一个悖论？
所以，不少初上电视的学者，差不多都会有一种心理，就是“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因此，当他们面对摄像机的时候，几乎都会不由自主地大谈学问。什么前三皇后五帝，孔孟老庄音韵训诂，海德格尔弗洛伊德，范式模式主张主义，谁都听不懂的词儿满天飞。说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一头雾水，编导和制片人哭笑不得。这叫什么呢？没有“电视意识”。这些可尊敬的先生们不知道，电视和课堂是不同的场所，上课和上电视则是两个概念。当你在课堂上，面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这样讲时，你赢得的是“尊敬”，因为你在“传道授业”。但是搬到电视上，面对的是大众，给人的感觉就是“夸夸其谈”，就是“卖弄学问”了。大众的心理很有趣。没有学问，他看不起你。卖弄学问，他更看不起你。岂止是“看不起”，他还有更绝的一招，就是拿起遥控器调台。
那么，我们又该如之何呢？
简单得很，暂时先把你那些宝贝学问扔到九霄云外去！请注意，我说的是“暂时”。暂时先扔了，回头再说。也就是说，一个学者，如果愿意上电视，愿意上《百家讲坛》的话（不愿意另当别论），就必须先完成一个观念和心理的转变，即由“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变成“不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其实一个人如果真有学问，是不怕别人说“没有”的。你看那些真正的大富豪，怕别人说自己没钱吗？摆阔摆谱的，十有八九是赚了些小钱的暴发户。他们以前穷怕了，现在发了起来，就要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同样，你如果真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非得“地球人都知道”吗？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话用在这里正合适。
从“生怕”到“不怕”，是关键的一步。其目的，是解除障碍丢掉包袱。一旦丢掉这个包袱，你在摄像机面前就自由了，也自在了，自如了。最近我看毛佩琦先生的《七解中庸》，那个举重若轻，那个从容不迫，那个长袖善舞，那个游刃有余，实在让人拍案叫绝。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之一，恐怕就因为毛先生这回讲的不是本行。讲本行，怕同行挑剔，难免“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不讲本专业，反正是外行，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了。这就丢掉了包袱，解放了思想。思想一解放，心灵就自由了，于是灵感突现，文思泉涌，妙语连珠。当然，有个前提，就是得不怕别人说自己“公鸡下蛋”才行。其实“公鸡下蛋”问题不少（比如不够专业，难免硬伤），同时也好处多多。好处之一，就是没有思想负担。实际上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短处往往也是长处。人们都说“隔行如隔山”，却不知道这种“隔”，恰恰又是不“隔”。和谁不“隔”？和观众、读者、大众不“隔”。外行最知道外行想要什么，也最知道外行不懂什么，需求在哪里，障碍又在哪里。这就比较容易设身处地，替观众着想；而替观众着想，恰恰是学术传播最需要的，也是《百家讲坛》最需要的。
能够“不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就解除了负担；站在观众的立场替他们着想，就争取了主动。这时，你的学问就派得上用场了。因为你已经知道观众要什么。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握一个“度”。什么“度”？既不能“一点没有”，又不能“全是学问”。全是学问，讲成学术报告了，观众就会调台；一点没有，人家不如去听评书，看《百家讲坛》干什么？不过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在你把握了这个“度”以后，还能够做到天衣无缝，没人看得出来。这就需要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这是电视讲坛“三部曲”中的第三步，也是做一个“电视学人”的最高境界。
问题当然也就来了：为什么呀？是不是因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只有“就怕说有”，才能“不怕说无”？有这个意思。前面说过，一个学者，最怕的就是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因此说是“不怕”，其实还是“生怕”。这时，就只能由“怕有”来战胜和克服“怕无”，算是“以毒攻毒”。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观众到底想要什么。
六 观众想在《百家讲坛》那里看到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到本文的开头：谁是《百家讲坛》最受欢迎的主讲人？或者说，一个主讲人受到观众欢迎，原因是什么？答案是早就有了的，那就是“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会讲课”。其中，“有学问，有见解，会讲课”好理解。因为《百家讲坛》的任务，是传播知识、思想和文化。但有此三条，也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有个性”呢？
答案也很简单：观众喜欢。
这就奇怪了！《百家讲坛》的任务，不就是学术传播吗？观众从这个节目当中，获得了知识、思想、文化，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要求主讲人有个性呢？换句话说，他们为什么不满足于节目内容，还要喜欢主讲人、要求主讲人可爱呢？
看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个栏目。实际上，仅仅把《百家讲坛》定位为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是不够的。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讲人制”。什么是“主讲人制”？我认为略似于电影中的“明星制”，即都是靠某个人或某几个人来吸引观众，创造品牌，形成凝聚力。这个制度的形成，在《百家讲坛》也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其直接起因，则是阎崇年先生的《清十二帝疑案》。我们知道，此前的《百家讲坛》，一个主讲人往往只讲一集，结果是栏目面临末位淘汰。但阎先生的系列节目一出，情况便大为改观。《百家讲坛》起死回生，阎老先生备受追捧，观众媒体纷纷关注。尝到了甜头的栏目组决定再接再厉，彻底改变制作方式。从此，不但一个主讲人可以讲多次、讲多集，有的还一讲就是一年，形成类似于电视连续剧的大型系列节目。《百家讲坛》脱胎换骨。
与此同时，一个始料未及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某些主讲人开始受到“明星般”的待遇。曾经不断有媒体问我：你们这些《百家讲坛》最红的主讲人，究竟是“学术明星”还是“电视明星”？我一直没有回答，也不肯回答，因为怎么回答都不对。叫“学术明星”是不对的。学术不需要明星。学术界顶尖级的人物也不叫“明星”，叫“大师”，叫“泰斗”。可惜我们多半不是，至少我不是。叫“电视明星”也不通。我们并非电视从业人员，也没有上岗证。我甚至连“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暂住证”都没有。因此，如果“明星”这头衔实在甩不掉，姑且叫“学术传播明星”吧，多少靠谱。
废除了一人一讲的做法，也有了“学术传播明星”，“主讲人制”就逐步形成了。这有关系吗？有。以前，一人一讲的时候，观众的选择标准是“讲什么”。有了“主讲人制”，他的选择标准就有可能变成了“谁来讲”。这个时候，主讲人的个性就变得重要起来。如果你是没有个性的，或者不鲜明，不可爱，那么，观众就很可能因为不喜欢你这个人，而不看你的节目。其结果，是一段时间收视率的连续下滑。这是第一点：观众的收视习惯变了。
第二，观众的收视需求也变了。一人一讲的时候，因为反正只有“一面之交”，观众对主讲人是不会产生兴趣的。现在，一个人在讲坛上一讲好几天，观众就不免产生崇敬感，也不免产生好奇心，想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做学问的。再加上《百家讲坛》所讲，多为文学和历史，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于是观众又想知道，这些主讲人自己是怎么生活怎么做人的，是不是和书上讲的一样。也就是说，由于实行了“主讲人制”，观众希望在《百家讲坛》那里看到的，已不仅仅是知识、思想、文化，还有人格，尤其是主讲人如何做人。难怪各路媒体要对我们“穷追猛打，深挖细找”了。观众有这个需求么！
媒体的做法可以理解，但不宜提倡。《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毕竟不是“娱乐明星”，打探他们的逸闻趣事、婚恋家庭干什么？没品位嘛！观众想知道什么，看节目就行了。实际上，文如其人。看一个人怎么做讲座，有时也能看出他怎么做人。观众在某个领域的学问或许没有主讲人多，但不等于他们不会看人，不等于他们没有感觉，不等于他们没有鉴赏力和鉴别力。他们的眼睛其实是雪亮的。比方说，卖弄学问的人，他们就不会喜欢。言之无物的讲座，他们也不会喜欢。卖弄学问为什么讨人嫌？因为他不是为了传播，而是为了炫耀。言之无物为什么没观众？因为他居然“以其昏昏”来“使人昭昭”。两者都是不把观众放在心上，放在眼里。这其实与学问多少无关，说到底还是做人问题。
卖弄学问讨人嫌，言之无物没观众，“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怎么样呢？会受到最大的欢迎和尊重，因为他“豁出去”了。你想啊，学问对于学者意味着什么？命根子。现在，为了更好地传播学术，为了更好地满足观众的需求，他连这个“命根子”都不要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襟和情怀？实际上，一个学者，一个以学问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只有把学问忘到“就怕别人说有”的程度，才能忘掉自己的身份。这个时候，他才能真正与观众同一，与传媒同一，与学术传播的事业同一。与此同时，他的另一面，即作为活生生的个体的人的一面，则会空前地、充分地、毫无羁绊地展示出来。要知道，学问这东西，也有两面性。它能使人丰富，也能使人异化。僵硬的学术体制和研究模式，就更是害人不浅。它制造的是“死学问”，消磨的是“活灵魂”。许多学者的个性，其实就是被它们弄没的。那才叫“破坏性修理”呐！因此只有彻底忘记，忘掉那个“假我”，才能重新找到“真我”。找到“真我”，才能回归“本真”。这就叫“忘我，则与道同一”。
但如此一来，讲座的学术含量是不是就会没有了？不会。因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的学问和他的生命是融为一体的。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知识和思想，怎么也丢不掉。丢掉的一定不属于他自己，那又弃之何惜？因此，当他以一种“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的心态走上讲坛，率性而作时，他讲出来的将是真学问、真思想，大家看到的也将是真学者，以及他的真性情。这才是观众最想看到的，也才是我们最应该展现的。
说到这里，与马瑞芳教授这本书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了。其实关系也是有的。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的观众，对《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本身，是有兴趣的。这种兴趣，媒体往往满足不了，或者失真。马老师这本书，却能解决这个问题。马瑞芳是一位“作家型学者”，与《百家讲坛》这个栏目又有长期的合作，可谓既是局中人，又是局外人。要写这个题目，没有比她更合适的。她笔下的人物，也一个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展现着自己的真面目和真性情，读完让人捧腹大笑又回味无穷。不过这些捧场的话，我也不宜多说。好看不好看，读者说了算。就此打住！
易中天
2007年7月6日于厦门
本文系作者为马瑞芳新著《〈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一书所写的序言，该书将由作家出版社在近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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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百家讲坛（二）
» 易中天我看百家讲坛（二）三 《百家讲坛》是不是“魔鬼的床”
先说“魔鬼的床”。
这个说法的“著作权”是属于马瑞芳的，其“论证”之文就收在本书。但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只要不算弱智，谁都看得出马老师是在调侃。她的态度，则是“抱怨并快乐着”。实际上这篇文章要讲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学者怎样上电视。或者说，一个学者，怎样才能从“做学问的”变成“做电视的”，从“学术人”变成“电视人”。
这可是一个并不简单的过程。
马瑞芳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这一过程，并把它称之为“艰苦而有趣的”。说艰苦，是因为在她那里，有好几道过不去的坎，绕不过的弯。说有趣，则因为终于迈过去、绕过来了。不但如此，她还看见了一片新天地，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岂非“不亦乐乎”？
尽管事后说起来眉飞色舞，我相信马老师在上那“魔鬼的床”之前，一定是“满脑门子官司”；而她遇到的问题，也是所有走上讲坛之学者的共同问题。比方说，不能全面、系统、完整，行吗？不能按部就班、引经据典、追根溯源，行吗？不能像平时上课那样，讲人物按生平，讲历史按年代，行吗？甚至一个技术性问题，也能把人难死。比方说，按照学术惯例和职业道德，引用他人观点是要把出处注出来的。要求严格一点，还必须注明版次、页码。但在《百家讲坛》，至少后面这点做不到，引用过多也成问题。别以为这是小事。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他所做的这件事有没有学术性，也意味着他还是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古人有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学问，是每个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本”。丢了学问，就和“失节”差不太多了，岂能随意？难怪魏学来告诉马瑞芳应该怎么讲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照你说的这样讲，还有学问吗？”
这样看，《百家讲坛》还真是“魔鬼的床”。
然而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学问、学术、学术性，与格式、规范之类并不打等号。格式中规中矩，出处、版次、页码、关键词都注得清清楚楚的“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我们见得还少吗？反过来，没有这些玩意的作品，语言优美文采飞扬的作品，也未必就没有学术性。这一点，读读古人的论文就知道，用不着我多说。问题是，《百家讲坛》与学术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它是“学术”的呢？还是“非学术”的呢？甚至“反学术”的呢？换句话说，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栏目？
我们必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问。
第一个问题：《百家讲坛》是学术论坛吗？我的回答很直接：不是。《百家讲坛》不是学者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的论坛。电视不是干这个的，学者发表最新研究成果，也用不着上电视，开会写论文就好。所以，批评节目中没有最新研究成果的，算是打错了靶子。
这就有了第二个问题：《百家讲坛》既然不是学术论坛，那么，是说评书的吗？我的回答也很直接：不是。《百家讲坛》如果是评书讲坛，那他们干脆聘请评书演员好了，效果肯定比请学者好得多。
接下来就会有人问第三个问题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百家讲坛》到底是什么？难道非驴非马不成？
恭喜你，这回说对了。《百家讲坛》的特点，正在于“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什么？是二者之间的“第三者”，是两极之间的“第三极”。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两极。实际情况是，两极之间有着广阔的中间地带。而且，这个中间地带，往往比两极更适合生存。我们人类，不就生活在地球南北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吗？同样，在学术与非学术之间，也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如果一定要定位，要命名，无妨姑且称之为“半学术”。这个“半学术”的“中间地带”也许并不广阔，甚至还疑云重重不被承认，但它应该存在，必须存在，有理由存在！现在，《百家讲坛》把这个“中间地带”展示出来了，而且大受欢迎，这正是这个栏目的贡献。
那么，在学术与非学术之间，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中间地带”呢？因为学术原本就有两种类型，或者两种任务，这就是研究与传播。质疑《百家讲坛》学术性的人，其实是把学术单一化了，即把学术等同于研究，忽视了传播。或者说得重一点，是根本就不承认传播。实际上，研究与传播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严格的说，没有哪个人是完全不做研究就可以做传播的。比如阎崇年先生，没研究过清史吗？马瑞芳教授，没研究过聊斋吗？当然，同为研究，深浅不一。闻道有先后，水平有高低，学问有大小，方法有对错，这都是事实。但要说毫无研究也能上去讲，怕是小看了传播，也低估了观众。事实上，那些人云亦云照本宣科的讲座，从来就不会受欢迎；而不受欢迎的讲座，则其实不是传播。
同样，做研究的人也没有一个不传播。否则，他的论文为什么要发表，他的著作为什么要出版？显然，没有传播不传播的问题，只有向谁传播、怎样传播和在什么范围传播之别。一般学者是向小众传播，向同行传播，用论文著作在学术界传播；《百家讲坛》则是向大众传播，向外行传播，用电视媒体在全社会传播。这才是区别所在。
于是我们便又有了一个问题：这样一种对象、方式、范围的传播，有必要吗？
四 学术为什么要向大众传播
这就要说到根本上了。这个“根本”，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学术，尤其是要有文史哲这样“百无一用”的学术？
我的回答是：为了人的幸福。
文史哲这三门学问，通常被称之为“人文学科”。它们表现出来的精神，叫“人文关怀”。为什么要有“人文关怀”呢？因为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只要能够存活就行了，人却还要活得幸福，活得像个人样。这就要有专门的学问和学科，来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所谓“人文学科”，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这样一说，也就清楚了。人文学科的目的既然是人的幸福，那么，这里说的“人”，包括不包括现在就活着的人，包括不包括我们的人民大众呢？不会有人说不包括吧？那好，既然你这个学科的研究，是为了人的幸福，其中就包括我们这些现在就活着的人民大众，那么，你的研究成果该不该告诉大家，以便大家分享呢？不会有人说不该吧？既然应该，那么，不传播，不向大众传播，行吗？不行吧？
所以，“学术”一词，必须包括两个内容：研究与传播。所谓“学者”，也应该包括两种人：研究者与传播者。当然，这里可以有一个分工，比如一部分人做研究，一部分人做传播。也可以有一个比例，比如做研究的多一点，做传播的人少一点。他们甚至还可以交叉，重叠，比如做研究的也做传播，做传播的也做研究；或者一段时间做研究，一段时间做传播，就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一样。至于那比例是三七开、四六开、二八开，倒无所谓。反正不能没有研究，也不能没有传播。以研究压传播，认为只有做研究才是真学者，做传播就低人一等，要打入另册，不但违背学术的初衷，而且简直就“没有良心”。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除了极少数“民间学者”外，我们大多数的学者、教授、研究员，都是靠工资、津贴和课题费过日子、做研究的。这些工资、津贴和课题费，说起来是国家给的，其实是纳税人的钱。也就是说，我们是靠人民大众养活的。且不说还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商店营业员等等许许多多的人，在为我们提供各种服务和保障。那么，我们这个“学术界”，该不该有一部分人（哪怕是一小部分人）来为他们提供服务，作为我们对社会、对人民的回报？应该吧？既然应该，那么，当有人出来这样做的时候，你不支持倒也罢了，还要说人家不该做，还要横挑鼻子竖挑眼，风言风语，冷嘲热讽，请问有良心吗？
良心告诉我们：学术必须向大众传播！
学术也告诉我们：它需要向大众传播！
要传播，就要有渠道，有平台。《百家讲坛》就是这样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干什么的？对接。谁和谁对接？传统与现代、学者与大众、学术与传媒。这就是我说的“三个对接”。既然是“对接”，就得接得上。所以，作为对接的平台，《百家讲坛》不能没有学术性，又不能只有学术性；不能不看收视率，又不能只看收视率。这就好比一个接头，要把圆的管子和方的管子接起来，它自己就得不圆不方，又圆又方，一头圆一头方。这种“不三不四，非驴非马”，恰恰正是“中间地带”的特点。
现在可以回答前面那个问题了：《百家讲坛》究竟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它的任务，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包括非本专业的高级知识分子）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文化。由于它传播的是知识、思想、文化，因此原则上必须由学者担任主讲人；由于它的任务是传播，因此必须遵循传播规律。
也就是说，主讲人必须懂传播。
这就给这个栏目的编导、策划、制片人出了一个大难题。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我国的学者大多不懂传播，而懂传播的又多半不是学者。有学问的不会说，会说的没学问，既有学问也会说的又未必适合上电视，就算适合他还不一定肯来，就算来了那么一两个又不够用。《百家讲坛》是一个日播节目，每天都要推出新的一期。也就是说，它需要一大批既有学问又懂传播还能上电视的主讲人。这可上哪儿找去？
也只有一个办法：修理。
这就有了前面说的那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其实，并非所有主讲人都像马瑞芳老师那样“先苦后乐”，也有“一痛到底”的，还有终于“无法修理”、白痛苦了一把的。所谓“魔鬼的床”，并非一两个人的抱怨。
这其实很正常。传播，毕竟不是所有学者想做的事情，也不是所有学者该做的事情，更不是所有学者都能做的事情。按照传统观念，学者的“本份”还是研究。因此，不能要求他们都能“修理”。也因此，这不是我要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现在这些被“修理”过的主讲人，是按照统一模式打造出来的吗？如果他们不能成功，是因为被编导、策划、制片人“修理”过，因而没有了个性吗？
回答也很肯定：不是。比如我和于丹，就不是“一个腔调”。马瑞芳老师和隋丽娟老师，也不是。孙立群、王立群这两个“立群”也大相径庭，阎崇年和刘心武两位先生，就更是“两个腔调”。所以，说《百家讲坛》按照统一模式打造主讲人，弄得大家都没了个性，怕是不通的。那么，问题又究竟在哪里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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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百家讲坛》（一）
» 易中天我看《百家讲坛》马瑞芳著《〈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序
一 谁是最受欢迎的主讲人
马瑞芳教授这本书，是写《百家讲坛》主讲人的。在一般人看来，主讲人写主讲人，大约不过小菜一碟，其实不然。因为《百家讲坛》这个栏目下面，分若干编导组。每组有一个组长（也叫“执行主编”），若干编导，都归制片人万卫管。具体地说，就是万卫管组长，组长管编导，编导管我们。主讲人的“归属”，原则上是固定的。一开始归哪个组，以后也归哪个组，算是不成文的约定俗成。不同组的主讲人，虽非“老死不相往来”，却也见面不多，更谈不上熟悉。不同组的编导，也只熟悉自己组里的人。所有主讲人都熟悉都了解的，除了制片人万卫，制片吴林，恐怕就只有总策划解如光。解如光这个总策划可是非同一般。他不但管选题，还管寻找和发现主讲人，实际上是《百家讲坛》“猎头公司”的“总经理”。要写这本书，他最有资格。可惜此公闲云野鹤高深莫测。你要问他这些事，保证王顾左右笑而不答，一脸的谦虚谨慎，结果便“便宜”了马瑞芳。
那么，马瑞芳怎么就熟悉这么多主讲人呢？这和她的性格有关。她的性格，我认为就是三条：直、爽、好玩。记得那是一个晚上，吃过饭，当时的编导组长魏学来介绍我们两个认识。因为那时我刚到《百家讲坛》，两眼一抹黑，属于“生瓜蛋子”，很需要这位“驾轻就熟”的老大姐“传帮带”。结果刚一落座，她就侃侃而谈，口无遮拦，也不考察一下对面这个人可靠不可靠，这叫“直”。后来交往多了，她给我提意见，我也给她提意见。她觉得对，马上就接受，痛痛快快，这叫“爽”。再后来，她写文章，说她帮助我是“照顾智障儿童”，把我肚子笑疼，这叫“好玩”。直、爽、好玩，这三条都是讨人喜欢的。所以马瑞芳和许多主讲人的关系都非常好。这种关系，说得好听，叫“惺惺相惜”；说得难听，叫“臭味相投”。其实“臭味相投”也并非贬义。因为这里的“臭”，原本读如“嗅”。“臭味”就是“气味”，“相投”不过“合得来”。换个文雅的说法，就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意气相投的松散群体。直、爽、好玩的马瑞芳，则是其中最有人缘的一个。所以她能写这本书。
其实，有着这样性格的人，不但在一个群体中会有好人缘，上了电视也多半会有“观众缘”。看《百家讲坛》的观众喜欢什么样的主讲人？或者说，一个主讲人受到观众欢迎，靠的是什么？依我看是三条：学问、见解、个性。《百家讲坛》毕竟是“讲坛”，一点学问都没有的讲不了。当然，学问大得像陈寅恪、钱钟书，也不必。究竟多少合适，就靠各人掌握了，反正不能完全没有。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要有见解。作为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电视节目，或者说，作为“传承文明传播文化的平台”，《百家讲坛》不但要传播知识，还要传播思想、传播文化。观众也不但要听你“说什么”，还要看你“怎么说”。这个“怎么说”有时比“说什么”还重要。我讲《汉代风云人物》时，讲到“鸿门宴”，三言两语一笔带过。制片人万卫问我为什么不细讲。我说，“鸿门宴”谁不知道呀？万卫说，正因为大家都知道，才要听您讲。观众不是要听“鸿门宴”，而是要听您怎么看待这段历史，要听“易中天版的《鸿门宴解读》”。这事让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百家讲坛》是怎么回事。是的，《百家讲坛》“要讲故事”，但不能“只讲故事”。不明白这一点，就弄不懂这个栏目。它的主讲人也“要有学问”，但不能“只有学问”。不明白这一点，就当不了主讲人。
有学问，又有见解，在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讲坛上，大体上就站得住脚了。但是，你要让观众喜欢，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极其喜欢”，光有这两条还不行，还得要有个性。实际上《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也都是有个性的，只不过有的鲜明有的不鲜明，有的张扬有的不张扬而已。有媒体问我，《百家讲坛》挑主讲人，有形象方面的要求没有？我说有啊，越丑越好。众人皆笑，以为我又在调侃。其实这话背后的意思，是要有个性。个性与长